西方的洋枪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许多志在救国的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感到自己在诸多方面都不如西方洋人时，突然意外地在老祖宗那里发现了墨子，其政治理想、逻辑智慧、科学思维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大多为儒、道等学派未曾涉及，且一点不输于西学，于是在清末民初，兴起了一股墨学热。比较有名的研究者，梁启超、鲁迅、胡适、冯友兰等一代大师，一致给予墨子崇高的评价。
  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又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抱着改良时政、启蒙国民的热切愿望，研究墨学，宣扬墨家思想，并出版了《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子墨子学说》等书籍。梁启超认为，墨子的经济学说体现在《节用》、《节葬》、《非乐》这几篇，“节用”是骨子，“节葬”不过“节用”之一端，“非乐”也是从“节用”演绎出来。
  梁启超《墨子学案》在对墨家爱利关系论说的基础上，总结出墨家经济观念的七个公例：第一个公例，消费方面，墨家主张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即社会消费“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度为标准”，因此墨家讲节用；第二个公例，生产方面，墨家讲“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即“费去的资本劳力能够增加多少效用？所费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较，能否相抵而有余？”墨子非乐的主张，就是从这个公例衍生出来的。因为音乐是“加费不加利于民”的事，墨子认为要将生产力用到有用的地方；第三个公例，墨家的经济思想，以劳力为本位，以“劳作神圣”为墨子惟一信条，即“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第四个公例，墨家主张有社会劳动分工的必要，“各从事其所能”，即“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第五个公例，墨家从“劳力本位”出发，把时间看的很贵重，即“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墨家非乐、反久丧都是因其徒徒浪费时光，减削全社会的劳力；第六个公例，在人口方面，墨子“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因为人少是当时的通患。为繁衍人口，墨家提倡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反对蓄妾，墨家“节葬”、“非攻”，都有人口繁衍方面的原因；第七个公例，分配方面，墨子主张“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就是“交相利”。梁启超认为这与孔子所讲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同归宿到这一点，“都是梦想一种完全互助的社会”。
  《墨子学案》在分析了墨家经济学说的要义之后，梁启超将其学说与当时俄国劳农政府作了比较，认为“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一为“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二为“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因此，梁启超相信墨家学说是可行的。
  而梁启超认为墨家经济构想的“最大缺点，莫如‘非乐’”，不知娱乐和休息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梁启超还感到：“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正如庄子所说：“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