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好多农村还没有通电，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精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如果有一天村里来了说书人，平静的村落里就多了些快乐和笑声，小小的村子像过节一样变得热闹了许多。

　　说书的往往是一个人，背了包袱，胸前吊一面颜色变得灰暗的小鼓，惹人注目。当然，也有的说书人与自己的儿子或是妻子相伴而来。记忆中还见过说书的盲人，由一个瘦弱的小姑娘用一根棍子引领着慢慢走来。

　　说书人一般选择农闲时间来到村里。那时的人们都坚守在村子贫瘠的土地上，“打工”这个名词还未产生。街头上或蹲或站的总是不断人，远远地见有说书人到来，早有热心的人迎上前去，帮说书人卸下沉重的包袱，引了他到村子的中心位置去。更多的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着说书人的来历。在谁的门口，那家的主人会勤快地搬了凳子，端上一杯热茶来。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帮说书人张罗下了住宿的地方——一般要住到生产队的场院里。一会儿工夫，消息就传遍了不大的村子：村里来了说书人，晚上去听书啊。说书人到来，用不着拜访村里的领导，因为一切有群众支持，完全可以拿村长不当干部。

　　晚饭过后，在村子里比较宽阔的地方，人们带了凳子陆陆续续地围上来，不多会儿就坐得满了——远比村支书召集开会去的人要齐整。说书人一通鼓罢，就开了腔。开场白要寒暄几句，一般少不得客套：“兄弟爷们、姊妹娘们，说书人前来贵庄，请您多多关照。”然后转入正题。说书人最喜欢说的多是《杨家将》、《岳飞传》、《呼家将》等传统书目，因为这也是人们最喜欢听的几部书。故事的梗概万变不离其宗，然而经过说书人的加工修改，故事的情节却大不相同，各有各的说法。现在想来，那些穿着简朴、相貌平平的说书人其实是有着极好的文学天赋，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给流传多年的古书增添很多新的内容，吸引着人们百听不厌——据说他们中有些人竟然还不识字！说书人多才多艺，不仅会说，还会唱；敲着鼓点，中间还要穿插几声铜板。听众中不少孩子，随了大人来看热闹，对古书听不大懂，不多时，小的孩子便偎依在大人的怀里睡着了。大一些的孩子有些耐不住，在人群中嬉闹追逐起来。说书人见状话题一转：“正在这时，前面来了两个小和尚！”人们不解其意，说书人一声叹息：“哦，说书人看错了，原来是这两个小学生。”人群中不由发出一阵笑声，“肇事者”被大人一把拉过，屁股上狠狠打上两个巴掌，小孩子们都变得安分了许多，于是继续说书。说书人却也知趣，听人群中有了哈欠之声，便卖个关子：“要知后事如何，明天接着说。”戛然而止。于是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去，留下几个“粉丝”争着帮说书人把凳子、小鼓之类东西送到住处去。

　　说书人一般只会在一个村子里呆上两三天时间。只有走得村子多了，才能多得些“报酬”。而村民们所给的“报酬”也只能是一点粮食罢了。记得一次说书之间，正讲到忠臣杨六郎遭人陷害，皇上昏庸，就要将六郎开刀问斩。“这时，八王赵德芳举起瓦面金锏……”说书人稍一停顿，“各位老少，不光八王有瓦面金锏，俺说书人也有瓦面金锏哪！要问说书人瓦的是什么面，俺明天要走了，不得上各家去‘瓦’些面来吗？还请各位多多原谅啊！”说完，起身抱拳，转上一圈，坐下继续说书。这个时候，大家才想起，说书人来了有几天了，是该“乞粮食”了。笑声中心里就有了数。原本说书人不太好提的“要求”，抖上这样一个“包袱”，就变得很轻巧了。

　　第二天一早，说书人便拎了只袋子，各家各户地去了。一句客气话没说完，主人早就用瓢端了或多或少的粮食来：小麦、玉米、瓜干或是高粱米，往口袋中一倾——村里人虽然自己粮食不多，却不会对说书人有吝啬之心。走不过一遍，说书人的口袋也快要满了，引来村人羡慕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