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洪涛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探讨贯中西。”恰如滕县知县姚诗志为滕县高等小学堂所写的楹联那样，从古代的书院，到近代的学堂，再到现代的学校，滕州书院历七百年风雨而不倒，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职责，且始终引领着滕州的风气之先。在传承和弘扬着崇文重教的良好风气的同时，更成为革命时期的滕州培养革命思想与优秀进步青年的红色摇篮。

　　这所红色摇篮所迸发出的时代力量，引领着万千书院学子成长为以笔为戈的文化战士，他们探索革命的真理，讴歌呐喊，拯救民族危亡；他们成为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他们扛起钢枪，保家卫国，为国家而牺牲……时代的光影投射下，他们的革命事迹在历史中留下了长长的身影；他们书写的每一个青春故事，最终积淀成书院的红色基因；而如今，这一切则早已化作满天星斗，彪炳在滕州的史册上。

　　下面，我们对书院小学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故事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早在1919年，当时代的列车满载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的爱国青年南下时，位于津浦线旁滕县书院的学生积极响应，开展起反日救国的罢课活动，学校组织讲演团，下乡进行宣传。当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1930年，曾任滕县教育局会计的王临之（16岁入书院学习）与青年学生李淑铭、李景黄（1919年入书院学习）、刘炳文与王子祯等人，在县城南门里创办了国民书店。他们以书店为依托，秘密经营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社会主义科学概论》等红色书籍，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作品，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与进步思想。与此同时，王临之还利用关系积极向教育部门举荐进步青年到乡下担任小学教员，在为滕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的同时并积极进行组织准备工作。1931年秋，经过精心而紧张的筹备，滕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滕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特支”）在徐家花园正式成立。1933年，共产党员李景黄与李淑铭、王右池组织成立了以小学教员为主体的“教育推进会”，组织滕县县立第一小学（书院时用名）师生开展“学潮”运动。1936年春，中共滕县特支举办的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成员李文甫（书院学子）在担任滕县五所楼私立懋榛小学校长期间，支持共产党员张学周、王右池、李淑铭等人创立了滕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

　　抗战前期，共产党员郑逊甫借给学生讲读陈醉云的《落叶的挽词》一文时，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1935年，为声援北京学生反对《何梅协定》，书院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走上滕县的街头开展游行示威活动。1938年3月18日，滕县县城被日军占领，学校被迫停办，年底得以复学。日伪政权实行奴化教育，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书院小学教师是有气节的，他们虽不敢言而敢怒，有时就流露出对日本侵略者的蔑视和仇恨，如教国语的陈启伟老师看到日伪宣传品把英美二字写成“獏猴”时说：“这是什么文字？岂有此理！”教二年级的王彦华老师除上课外终日蛰居斗室，说是“怕见日本人”，但他却利用星期日抄僻静小路到级索附近找他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同学畅叙。教师王慎敏在教授《岳飞》一课时，在慷慨激昂讲完文章后，王老师奋笔在黑板上写下“叹公生于古，而不生于今”10个大字。他的学生王牧天曾这样回忆：“国语老师王慎敏，是一位有风度有内涵的师长。当时是日伪统治时期，无法公开进行爱国抗敌教育，王老师就选教了《苏武牧羊》，启示学生去学习苏武‘留胡节不辱’的忠贞精神；选教了《满江红》，教育学生树立岳飞‘精忠报国’的凌云壮志，每逢唱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时，也觉得壮怀激烈，义愤填膺。感人至深的，当属李叔同填词的《送别》，一曲‘长亭外，古道边’，让人生发出那种如见黄昏落日、如对夜半悬月的凄美意境，那种沉甸甸的独有的苍凉韵味。正是这一曲曲壮美之歌，淘洗了孩子们恒久的灵魂，让孩子们洗净自卑，选择自尊，洗净柔弱，选择坚强，洗净徘徊，选择自信，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者。”当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飞机来滕县射击日军火车时，书院小学师生更是一片雀跃，欣喜异常。

　　正是书院进步教师在开展教学的同时把进步思想种子撒播到学生的心田，更组织开展了大量革命活动，受其影响，李乐平、颜化平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后成为鲁南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曾任学生会演讲部长后为黄埔四期生的朱兴汶在校期间积极开展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活动；早年参加革命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的董一博，在日寇侵占的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在一高（书院时用名）校刊上发表了一首意味深长的题为《担心》的小诗：“我隔着一条小溪，望见几只家鸡。鸡呀，鸡，你上面有一只鹰儿飞着不去！”培英学校（现书院小学西校）董事长李子丹曾资助的学生朱广泉后来参加了革命，他响应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毅然加入了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1939年8月，朱广泉光荣当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于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七大结束后，他奉命奔赴东北参加了日军受降事宜。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抗日烈士王诗兖，幼年求学书院时的他就曾得到校长赵清亭的称赞：“幼年出此，良非易也。”卢沟桥事变后，王诗兖忧国忧民，决意投笔从戎，他在报刊上发表了《水调歌头》以明志：“日骑逐时近，举目望神州。卢沟桥下鲜血，夜夜向东流。我欲高跨战马，挟弹扬鞭飞去，踏破小瀛洲。富士山巅立，蹴踟倭奴头。辽阳耻，淞沪辱，恨难收。金瓯苦缺，五亿华胄赋同仇。莫漫心伤肠断，忍看千秋文物，一旦付荒丘。奋臂请缨去，挥楫击中游。”抗战伊始，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望风而逃，山东大部沦陷，王诗兖联络爱国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活动，开展讲演、话剧、歌咏、座谈等抗日宣传活动。徐州会战前夕，他亲赴徐州慰问并写下七律以表决心：“山外青山天外天，彭城屹然一雄关。旌旗飘向西风里，鼓角响彻霄汉间。十万雄兵拥幕府，三千粉黛结刀环。书生正值请缨日，投笔何惜颈血斑。”后王诗兖与陈慕唐、徐进之、刘恩坦等老师与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五师政训队，奔赴抗日前线。他来不及抱一下自己刚出生尚不满月的孩子，出门时仅为老父亲留下这样一句话：“国破家亡，别无他路，只有群起杀敌，才能挽救国家，尽忠不能尽孝，前线战士谁没有父母妻儿？爹，你教书多年，深明大义，好在弟弟还在你身边，你让我走吧。我绝不甘心当亡国奴！”言犹在耳，掷地有声。王诗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滕县保卫战中，他在与日军肉搏战时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岁。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滕县第一次解放，并曾一度改名为麓水县。1946年3月在书院校址上一所因革命烈士王麓水命名的红色革命学校——麓水中学开始创办。此时，赵兰斋（道一书院学生）应其学生、鲁南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彭畏三（书院学生）之邀，担任了麓水中学的国文教员。而就在抗战胜利期间，赵兰斋先生就曾在滕县各界庆祝日本投降的胜利大会上撰联：“举太平洋为杯，遥与美英苏诸邦祝此胜利；伐岱宗石作碣，大书岳少保壮语还我河山。”在1946年3月1日麓水县各界群众悼念王麓水将军的集会上，会场悬挂的正是其撰写的挽联：“滕县自今名麓水，忠魂千古傍文山(指将军遗体初葬于苍山县文峰山)。”

　　而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位书院学子一直为抗战及胜利后的中国命运奔走呼号，他就是“布衣大师”刘子衡（1918年入书院学习）。抗日战争期间，为宣传抗日，刘子衡广交社会著名学者，与蔡元培、闻一多、老舍等人经常来往，他利用与林森、冯玉祥、胡宗南、李济深、顾祝同、王耀武、于右任、何应钦、吴忠信、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讲《易经》的机会，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刘子衡到处作反内战讲演，并写了题为《打不得九论》的文章，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出版的《山东公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界强烈反响。与此同时，董必武从上海寄信说：“方今主战之声盈廷，杀伐之残横野，独先生远瞩，发为宏文，真乃一片仁者之声，有民胞物与之怀，此乃《打不得》之真谛也。”刘子衡为策动李玉堂、吴化文、刘仪、卿云灿、朱兴汶等人的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为山东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9年刘子衡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去南京敦促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李宗仁请其代拟电稿。

　　1948年7月初，滕县第二次解放。鲁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和滕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着手恢复书院小学。因书院旧址已用作粮库，又重新选定校址在书院后街路北(即今址)，定名为滕县书院街小学。

　　这期间，参照老区的办学经验，特别配合中心任务，教师们编印了《街头快报》并用墙报、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1950年，学校师生组成了“大众剧团”，利用课余时间，排演了《赤叶河》《刘胡兰》和《三世仇》等著名歌剧，配合反霸、土改，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得到了党政军机关和广大群众的普遍嘉许。

　　拥有百年红色历史的书院小学，始终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扛在肩上。进入新时代，这种精神更加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一代代书院学子接续奋斗，带着坚定的信仰、伟大的理想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从这里出发，必将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写下新的华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