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娘总是在春天抓几只小鸡来喂，一则是筛选母鸡生蛋，换回油盐酱醋茶；二则是养几只公鸡，筛一只留下做种鸡。如果一群鸡没有公鸡，母鸡下的蛋孵不出小鸡，鸡蛋也不好卖，尤其是开春。其余的公鸡不是被娘卖掉换钱花，就是送人。至于娘养了那么多年的鸡，那么多的鸡，我们弟兄几个小时还真没吃上几回。真舍不得吃啊，不到迫不得已，那是不会让我们吃鸡的。

　　有一次，半夜里被鸡的叫喊声惊醒，鸡是那种没命的叫，听得我头皮直发麻，现在想起心有余悸。娘经验多，就知道这是黄鼠狼在偷鸡吃（不是人偷，人偷鸡的叫声不大，一旦被人逮到，脖子拧到翅膀底下，就没叫声了。而且人偷鸡是不能开门去逮小偷的，怕小偷狗急跳墙），便折身起床，麻利地穿上外套，一边大声喊着吓唬黄鼠狼，一边打开屋门往外冲——晚了一步，一只老母鸡已经奄奄一息，只剩下出的气，如果再晚半步，鸡就被黄鼠狼给叼走了。

　　到了天亮，娘让父亲把鸡杀了，给我们炖土豆吃。杀鸡时，我就在跟前寸步不离。等到开膛破肚的时候，胸膛内一层黄澄澄的油脂冒着热气，一大把乒乓球大小直到小米粒大小的蛋卵呈现在眼前，多可惜呀，要不是那只可恶的黄鼠狼，这只母鸡得下多少蛋呀。不过，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在意的并不是这些。

　　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回家，进门就能闻到香喷喷的味道。心里想，今天娘怎么舍得呢，能炖上肉吃？再看娘，铁青着脸，嘴角的白唾沫星子还没散去，正在那儿生闷气呢。吃饭的时候，慢慢地从父亲的三言两语里得知，下午我们上学刚走，我家的鸡就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给撞死了，那可是娘最喜欢的芦花母鸡了，能下蛋，蛋还大。撞鸡的人吓得立马骑车逃之夭夭，生怕被逮到赔钱，那时都穷，哪来的钱赔？娘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生生骂了一下午的街，直到我们快放学了，怕给我们留下负面影响，这才回家，只是气还没消。鸡肉虽香，只是苦了我的娘，家里少了进项，本就不好过的日子，现在要更难了。

　　还有一次，远在扬州的表姐来看望奶奶，顺便看看我的娘。娘是要面子的人，多年不来一次的亲戚，怎么也要留下吃一顿饭，况且表姐还提着礼物。那时哪里有钱买这肉、买那鱼，只好把一只养了两年，正值下蛋的老母鸡杀了招待表姐。娘的手巧，一鸡三吃，煮鸡的汤下了面叶，鸡脯肉包了鸡丝馄饨，下杂炖了萝卜。吃饭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是不能上桌的，就那么一只鸡，分成好几份，哪还够我们兄弟几个抢的，况且面还是从大娘家借的，能捏几个馄饨？等客人们吃饱喝足走了，娘才出门吆喝着我们回家，把剩饭剩菜拾掇一些，热一热，我们也是吃得津津有味，毕竟有肉有汤。

　　至于真正为改善伙食而吃鸡，那就到了土地联产承包制的时候，土地政策发生改变之后，粮食满仓，心中不慌，娘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抓十几二十只小鸡喂养，但是目的不一样了，从纯粹地讨生活，到有意识地改善生活，这多亏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有了盼头，有了好生活。

　　大学放暑假，帮娘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也才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也才知父母养育我们的艰辛，也才知自己不努力的后果是什么。娘看着自己的娃累得够呛，就说：今天我们炒个小鸡吃！说罢，就让父亲逮了一只个头最大但还不到二斤的，娘喂了四五个月的小公鸡。杀了，热水烫了拔毛，去内脏杂碎，光腚鸡也就一斤多点。父亲在家剁鸡，娘则是到菜园里找来皮薄微辣鲜嫩的灯笼椒，加老葱、黄姜、大蒜、花椒、大茴、香菜等佐料，在自制的地锅上，噼噼啪啪，吱吱啦啦，把佐料加上，出锅装盘。我往桌上端的时候，不禁连咽口水。娘没什么技巧，炒出来的鸡都煳了，可就是好吃。我们连肉带骨头，没有一点吐出嘴的，十五六的小伙子，牙口正好，咀嚼骨头振得耳膜咯咯直响。这次吃鸡，是终身难忘，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香的炒鸡。

　　现在社会进步了，生活条件更好了，可以说是随便吃，尤其是滕州这几年打出的名片“滕州辣子鸡”，名副其实的地方名吃。

　　宴席上，辣子鸡往往是最后一道菜，其意义和用意不言而喻。如果说美食是一种文化，“辣子鸡”无疑就是最富滕州色彩的文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