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为赋闲大军中的一员。虽貌似清闲，但父母已经进入老年，侍奉父母的精神压力，比起上班有过之而无不及；孩子也有了他们的孩子，照看孩子的孩子，尽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尤感责任重大。两项任务叠加，私人空间十分有限。我将此戏称为“下岗再就业”，自号“三员居士”——炊事员、采购员、保洁员，爱人比我还多了“一员”——“保育员”。而随着自己的年龄逐渐变老，忙家务休憩之余，除了读读书报，看看电视，怀旧的情结渐趋浓烈，过去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脑海，有时候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令人难以释怀，于是就有了写点东西的冲动。但是，我这个人手笨且懒，接受新事物非常迟钝，电脑知识几乎为零，基本的打字输入和编辑都学不会，就试着手写了几篇回忆小文，自费在打印社打印，然后由打印社的小姑娘通过电子邮箱发给有关报社，没想到报纸发表以后，有认识我的领导、好友，还有我的老师和学生，见面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些认可和勉励，给我以后的写作赋予了极大的动能。
2015年春季，孩子们给我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微信给我打开了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这个微观世界连着外面的宏观世界，近在身边，远至天涯，无不尽收眼底。在微信里，我有了不少的新老好友，包括文友。值得骄傲的是，我与全国特级教师，著名学者、诗人、散文家王牧天先生（2020年去世），我的老师，济宁市文学泰斗、济宁市政协原副主席、济宁学院中文系教授张九韶先生均建立了微信联系。我有幸多次从微信里直接领受两位先生对我所写东西的悉心指教与鼓励。与此同时，我慢慢掌握了智能手机里便捷快速的“九宫格”输入法。手机就像一个微型电脑，可以随时随地记录我的所忆所见所闻所感，从此很少再麻烦打印社了。
王牧天先生在散文集《花径散步》“自序”里写道：“人生是一种过程。入世的人生，是一种跋涉，出手的文字大抵就是论文；出世的人生，就是一程散步，落笔的文字应当就是散文。”我没有先生过人的才华，更无先生崇高的名望，却有着先生所概括的“入世”“出世”的人生历程。诚如先生所言，当教师的时候，我面对的是学生，备课、讲课或作文批改，周而复始的教学工作，很少有个人的生活空间；在政府机关的时候，直至当了个低级别领导干部，基本从事的都是文字工作，要经常与各种专业文件、领导讲话稿和调查报告起草打交道，偶尔在报刊发个“豆腐块”，也是工作性质的新闻报道。不同类别的公文，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固化思维，有时候时间紧任务急，懒得动笔，就凭口授，让打字员直接在电脑敲打稿件，然后自己修改充实，形成一篇正式的文字材料后交差。离开了工作岗位，不上班了，用不着在仕途“跋涉”，的确可以从思维的“花径”里散步，放飞自我，采撷人生阅历的“花朵”了。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中期，亲历了国家改革开放前后不平凡的发展进程，新旧对比，自然感受到昨天是多么的艰苦卓绝、值得怀念，今天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必须珍惜。当然，似水流年的岁月里，路途并不平坦，而是充满了跌宕起伏、曲折磨难。如同一首歌，有欢快的音符，也有忧伤的节律。人生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当过去成为历史，沉淀下来的就是动听的旋律。因此，存留在脑海里的那些亲身经历的记忆碎片，我从未感觉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不堪。
我们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享受的几乎都是免费教育，国家惠予我们的太多。只是，日新月异的经济、科技发展变化，使人们有些目不暇给，有些茫然；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民进城，使不少的乡村变成了“空壳村”，记忆中的老家，已然改变了原来的样子。有一次，我受邀参加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的座谈会，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在谈到不知道以后的老家还能否存在时，竟然流下了眼泪，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记忆中的老家的样子，其实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乡愁”吗？但这不是“发展”的过错，而是在“发展”中我们每个人必然要面对、要适应的新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留住乡愁，留住历史的记忆，为快速的“发展”查缺补遗，这不仅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责任。
网络时代，与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并存的新媒体的问世，模糊了平民和作家的界限，好像人人都可当作家。我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有幸赶上了这波潮流，只是，囿于自己的水平，我永远也成不了“网红”。近年来，借助于手机，我写了不少的散文随笔、诗词序评，先后发表在《滕州日报》《济宁日报》《济宁晚报》《枣庄日报》等报纸的副刊和《善国文化》《滕州市华夏文化促进会会刊》等刊物，“走进滕州”“济宁文学”“善国文化”等微信公众号平台也分别给予了刊载，“凤凰资讯”“孔孟之乡”等平台也予以了转载，还有的被外地学校校刊采用。这样林林总总，约一百多篇，其中绝大部分散文随笔都是写过往的人和事。对于我的同龄人，他们会感到似曾相识，对于年轻一点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和不可思议。我所写的人，有我的先祖、亲人，有我的乡邻、师长、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我所写的事，基本是我的亲身经历或亲耳听闻。我的老师张九韶先生经常鼓励我，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下去，留住一些过去的乡村记忆。我也是这样认为，等我们这一代渐渐老去，或许能给后人留点值得回忆的东西。
我从来不喜欢把自己所写的东西称为作品、文章，以为那是专业作家、学者们所享有的专有名词，我只是个半路出道的业余作者，深知难登大雅之堂，这并非谦虚，因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尽管如此，我却有着强烈的铅字情结。我以为，载体为网络的东西，只存在于网络，谁能预知一旦网络和电脑升级换代，你所写的东西还存在否？载体为印刷品的东西，可以收藏于书架，可以传阅于人手，如果是有心人，可以长期留存，也不负了作者的辛苦劳动，因为那是作者的心血结晶。去年，善国文化研究会的赵曰北和刘士伟先生，还有关心支持我的同事和好友，提醒我最好把已经发表的东西整理一下，出个集子。在他们的建议下，我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把跨度20多年，已经发表的习作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筛选，一共确定了49篇（包括小妹段修妍的一篇《我家的年味》，外甥女李尚尚的一篇《远行的姥爷》），经过多次修改编辑校对，根据出版社的意见，确定书名为《岁月如歌》，付梓出版。
在《岁月如歌》写作、成书过程中，我得到了众多师友同学的支持和指导帮助。王牧天先生生前对我总是不吝赐教，并惠赠著名漫画家韩羽的《韩羽小品》集，叮嘱我学习借鉴书中的写作方法，我终身铭记。老师张九韶先生自始至终关心鼓励我坚持按照自己的语言风格写作，并把个人的散文随笔小说集《太阳味儿》《品读文化济宁》《龙吟大湖》赠送我；老师甘同庆先生高屋建瓴，对我的稿件提出独到的修改建议；朱绪龙先生不计耄耋之年，昼夜赶写序言，对我的习作给予了全面中肯的评价，并对书稿的编排顺序给予调整，提升了书稿的境界和意涵；地方文史学者、学生李庆先生亦作序言，对书稿做了情感充溢的点评和推介；滕州二中艺体部主任、学生李天慧先生对书稿存在的字词句讹误和标点符号的运用做了悉心地勘误和订正；滕州的杜孝玺、董继坤、殷涛、孙井泉、司民、张玉川、马西良、段修安等先生，济南的董立新先生，济宁的申万民、徐晖、孙士全、李明艳等先生，在我多年来的写作过程中，均给予了无私地帮助、指导和鼓励，在此一并感恩、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