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时期天下大乱，有一个小国汉主刘聪十分孤傲，不容易听大臣的劝谏。但是，有一个叫刘殷的大臣注意场合，说话委婉，他有时也有劝谏，刘聪就能听得进。

　　《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汉主刘聪每次和群臣们议论政事，刘殷不评论是非，群臣们出宫后，刘殷独自留下来，替刘聪畅达地铺述条理，商量事宜，刘聪从没有不听的。刘殷常常劝诫子孙说：“事奉君主，应当委婉劝谏。一般人尚不可以当面指责过失，何况是君主呢！”刘殷官职做到侍中、太保、录尚书，特赐剑履上殿，进入朝中，不必趋步，刘殷并不以此为傲，在公卿大臣中间，常常温和恭顺，谦卑而低调，所以在骄横凶暴的国家中，保有他应有的，不失去美好的名声，以老寿而终。

　　可见，刘殷不失为一位智者，既表达了自己的竟见，让刘聪接受劝谏，又保护了自己。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产生的效果很可能会迥然不同。

　　其实，说话是一种技巧，然而有时又与性格有关。有的人性情耿直，直白直说，一点也不拐弯抹角，这种直来直去的人好不好呢？这就要看说话的对象。倘若受听者具有宽阔的胸怀，豁达大度，不计较说者的方式方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直说无妨。

　　吕岱是三国时期东吴重臣、将领，徐原是他的下属。徐原为人忠直慷慨，喜欢直言，吕岱一有过失，他就当即劝谏。有人到吕岱那里说徐原的坏话，吕岱一点也没有生气，而且说，这就是我尊重徐原的原因啊。后来，徐原去世，吕岱哭得很悲伤，并且说：“你不幸归西了，我从哪里再能听到责备我过失的言语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指出：“历代明君所以功成业就，皆因乐闻直谏，不讳过失也。”据《宋史》记载，司马光为人公正刚直，不说假话，他的进谏之言多为国家、百姓和皇上着想，尽管有小人屡进谗言，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司马光的进谏会被君王采纳。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毫无疑问，人们一定很是喜欢直言的人，也一定很喜欢接受直言的人。但是，无论是上下级关系或是朋友关系，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机缘有时并不容易或许不会太多。所以，学会委婉不失为为人处世的一种选项。

　　委婉不是世故，不是投机取巧，不是根本不想说、骨里行坏、做奸、等着看窘相等等；委婉的着力点还是想说、要说，不隐晦、说真话，只不过是注意说话的对象、场合、方式方法，用心思考怎样说能让对方听得进去、易于接受，应该说，委婉是一种方式，一种技巧，一种策略，一种智慧，有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

　　“借我一曲委婉，便还你携手白头倾城恋。”委婉的人容易让人接近，让受听者感到对方的真诚，少了几多尴尬和不悦，让人的自尊心得到保护和尊重。委婉会让人际关系更理智、更和谐、更融洽。社会需要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