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说，国之兴废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然而，除“远”“亲”两途，还有更重要的一途，就是如何“用”小人。

　　“用”，现在叫合作。这一点，古人比今人做得好。就以诸葛亮的偶像管仲为例，按儒家君子与小人标准裁量，绝对小人一枚。从齐桓公的角度看，管仲参与策划并实施了公子纠与自己的夺位之争。况且，自己还遭到管仲的伏击，差点儿一箭毙命。这样的人，绝非君子。

　　纠失败被诛，追随者召忽杀身成仁。同为追随者的管仲，却无视礼教条文规定，宁可受辱也不循义。齐桓公不明白，鲍叔牙极力举荐的管仲，竟是一个与人合伙做买卖，要多拿一份利益；服兵役遇战事，第一个临阵逃跑；做官更不着调，总被罢官的人。

　　以仁、义、礼、智、信绳管仲，可谓妥妥的小人。《史记》载，面对齐桓公质疑，鲍叔牙说，“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可见，鲍叔牙说的是治平，无涉修齐。后来，齐桓公一次次答应管仲提出的位子、票子等待遇问题，称得上是一位“用”小人的高手。

　　就“用”小人而言，唐太宗李世民，堪与齐桓公媲美。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铁杆粉丝，“玄武门”之变前，魏征建议李建成，杀掉秦王李世民，以绝后患。差点命丧黄泉的李世民，如果把魏征归为小人，就会弃之不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贞观之治。

　　站在李世民角度，魏征是君子还是小人？从他帮助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角度看，他是君子；可他三次易主，尤其是从李建成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小人。刘邦手下的萧何，从帮助刘邦打天下的角度，是君子；从他协助吕后杀韩信的角度，又是十足的小人。

　　其实，人之成为“小人与君子”，前提取决于为谁所用。唐太宗用人，尤其值得玩味。《贞观政要》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唐太宗想看起居注，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拒绝。唐太宗按捺不住，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答：“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补充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碰了一鼻子灰的唐太宗，知道干有违圣道的事儿，非君子所为，必须找敢于突破规则的人。《贞观政要》载，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又找房玄龄，提出同样问题：“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这一次，房玄龄按要求，将高祖、太宗实录奉上。唐太宗看到“玄武门”事件语多微文，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玄武门”之变定调“周公诛管、蔡”，房玄龄与褚遂良，做君子与小人，主动权在“用”。此“用”，即“智不拒贤，明不远恶，善恶咸用也”。至于国之兴废，得靠制度。好制度，小人干不成坏事；坏制度，君子干不成好事。诸葛亮之论，刻舟求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