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周长瑞老师的崇拜，因而对教师这一职业产生了敬仰。初中毕业步入滕县师范学校，1985年参加工作至今已过去了整整40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村教育事业，基础非常薄弱，最突出的是各级财政状况窘迫、投入欠账大；校舍校貌破烂不堪、危房比比皆是；师资力量不足、民办教师占比60%至70%；教职工文化层次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三分之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不够，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中小学辍学率持续攀高。记得8月7日开学的第一天，因为前一日下了场大雨，唯一的一条道路泥泞难行，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一圈也转不动，找来树枝抠泥，怎么也抠不下。无奈，我只好扛起自行车走了800多米，弄得全身的红泥和一身的汗。狼狈不堪的我看到满是裂缝和潮湿发霉的办公室、松散变形的桌椅以及门窗残破的教室时，心一下子凉了，拔凉拔凉的——难道我想之念之、欲倾其一生大展宏图的教师生涯就从这里开始？我的鸿鹄之志，我的青春抱负，我的璀璨人生难道就蜗居在这里，消亡在这里？这是我的未来吗？
然而，当我拿着教本登上讲台，看到一双双陌生却炽热、清澈、渴望的目光时，我的心瞬间融化了，胸中升腾起一股责任和力量。我告诉自己，当年填报师范学校的初心不正是奉献广大农村最需要的教育吗？三年的专业学习，不正是瞄准亟需教师的偏远农村吗？天天高唱的光荣不正是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吗？于是，我抛开了一切私心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当中。开学没几天，校长孙庆芳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准备乡政府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的少先队员献词。好在我的优势就是刚刚从学生变成老师，我眼中的老师什么样？我的脑海浮现出小学、初中、师范学校一位位老师熟悉的面孔：张光孝、龙玉玲、张光贤、张玉川、杨乃敏、马昭玺、刘西兰、王仙仁——他们高大、伟岸、执着、无私的身影鼓舞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于是我提笔疾书，158行1667字的《老师，一个光荣的名字》朗诵词一气呵成。在9月10日的庆祝大会表演时，十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现场不少老师激动得泪流满面。郭绪新老师拉着我的手，颤巍巍地说：“我干了三十七年老师，今天真感动，当教师就是光荣！”那一刻，我更坚定了献身教育的意志和信心。由于参加会议的有县教育局的领导，几天后不少乡镇的同仁纷纷索要献词参考学习。第二年县里召开庆祝大会，点名要我加入献词的创作团队。
把刻板的教育理论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更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我坚持重情趣、重感悟、重积累、重迁移、重习惯，尝试着从好奇、兴趣开始，唤起同学们学习的欲望；从习惯养成入手，提升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拓展听说读写视野，培养同学们的综合素质。我打破教学常规，增加学生思考、交流、反馈等环节，保证每个同学至少发言一次，让课堂真正活起来，达成沉着自信、轻松兴奋的目标。根据不同季节和工作实际，课堂上设立“三分钟小憩”，提高每一分钟的学习效果；课程不太紧张的时候，我会拿些报纸、杂志读给同学们听，让他们了解课本以外的知识，让他们见多识广，从小立大志，将来报效祖国，报效家乡。有时看着学生们太累了，干脆拿出半节课时间，带领学生坐在操场上，呆呆地看天、看云、看飞鸟儿。
老百姓对一位教师优劣的判断，往往只看考试成绩。说实在的，我代课的班级很少在全乡前几名，甚至也很少在学校考第一名，但几乎所有老师的孩子、乡政府干部的孩子，都想方设法地分进来或安插进来。一名叫孙卓鼎的同学，现在是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院长。他不止一次地给我谈起成长的经历，动情地说：“我求学十八年，读完了硕士，前前后后老师过百，您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恩师，您打开了我观察和思维的天窗，让我从小知道了课本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世界，所以我一直努力，努力奔跑，努力攀登！”在央企华润高层任职的范小红31岁那年去日本交流学习，在东京打电话给我：“当年您教育我要好好学习，终身学习，那时候不明白，现在懂了，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一天不学习就会落伍。我已经自学了日语、韩语，又在学俄语，我会一直学下去！”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让学生遵守中小学行为规范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他们从小树立集体观念、劳动观念，树立文明意识、法纪意识，知道真善美，真正实现身心健康，茁壮成长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必须倾注满腔的爱，无私的爱，在平凡的岗位上付出巨大的牺牲。1987年秋季开学不久，班上两名同学突然不来上课了。晚上，我问着路来到他们家做工作，但家长主意已定，油盐不进。一次不行我就两次，两次不行我就三次。同事知道后劝我：“别太当真了，反正孩子是他们的，咱尽到心就行了！”我不放弃，继续做家长的工作，他们终于被我的诚心所打动。李小艳的父亲流着眼泪说：“孩子，跟老师去吧，咱家再难，也要让你上到底！”后来，李小艳考入中国农业大学，那年国庆节后，好给我寄来一封信和照片，信中写道：“老师，今天我登上天安门了，我很激动，泪水不断地流。此时此刻，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开国领袖毛主席，一个就是您！我忘不了您冒雨来我家，苦口婆心、反反复复说的话——读书是改变孩子命运和家庭命运最快最好的办法。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的！”
对少数有缺点的孩子，更要不舍不弃，付出更多温暖、艰辛的爱。班上龙成同学削铅笔的拧刀丢了，告诉我是某个同学偷去了。问了几个同学，也都怀疑那个同学，因为他以前有偷东西的坏毛病。我感觉事态严重，既不能装聋作哑，无所事事，又不能急功近利，武断下结论，弄不好会毁了这个孩子。于是，我不动声色，利用中午最后一节课做了一个集体游戏。我拿来灰色的棉布套袖，扎上下面的口，让全班53名同学每人卷一个玻璃球大小的纸团，攥在手心依次放入套袖。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魔术，其中一个纸团会变成拧刀。同学们听罢哈哈大笑，想着那怎么可能呢？结果，最后真的从套袖里拿出一个拧刀，龙成一眼认出来：“老师，那是我的拧刀，你真厉害！”直到2004年的一天，当初那个被怀疑的学生突然找到我：“老师，有件事在我心里压了十七年，我要真诚地说声对不起，当年那个拧刀是我偷的，没想到你用这么高明的方法教育了我，让我幡然醒悟，改过自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笑了：“说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是谁，在老师的眼里，孩子都是可爱的，可教的！”听了我的话，已经在滨湖镇任教多年的他扑到我怀里，像当年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起来。这就是爱，就是为师的大德。记得1988年5月4日召开全市青年师德标兵表彰大会——这是滕县改设滕州市后第一个市级层面的表彰大会，会议安排我发言，我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气势如虹，只是娓娓讲述了工作中的几个故事，得到与会领导和同事高度评价。特级教师王牧天夸赞我的发言是：“一根金线穿起几颗耀眼的珍珠！”
教师是一份职业，教师也是社会人。低微的报酬很难抵挡市场经济的诱惑，不少民办教师辞职经商了，年轻的公办教师则八仙过海，托人找门路改行，家人也一度凭关系让我去市属一家国企，但被我一口拒绝了。当时爷爷退休后在家生产蜡烛机，生意非常红火，市场占据了江北七省三十多个县，提货的时间已排到次年的年底，家里急需人手。嫂子直接告诉我：“平时你不请假，星期天还去加班，你图什么呀？咱多卖一台机子就顶你小半年的工资，这个账你不会算？”我不是没动摇过，但我一想到学校，想到孩子们，我心中的天平立刻就倾向了工作，以至于给不少人造成错觉。记得1991年、1993年，我作为优秀毕业生回母校给师弟师妹们做报告，台下一名叫张忠玉的同学告诉周围的人：“别鼓掌了，这不是真的，我们峄庄乡没有一个老师能力这么强，更没有一个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好老师蹲不住，这位一定是假的！”一年后，张忠玉分配与我成为同事，他惊呆了，原来他大错特错了。他赶紧打电话让同学们来一睹我的尊容。
历经一番寒彻骨，终得梅花扑鼻香。短短四五年的时间，我就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杏坛新人成长为能力出众的优秀教师。先后七次在《山东教育》《山东教育报》《枣庄日报》《滕州日报》等展示教育成果，四次在枣庄、滕州优质课评选中获奖，并赴多个镇街送上观摩课。学生们毕业了，370多人与我建立常年联系渠道，说说知心话，谈谈工作和家庭。当得知我担任滕州市家庭教育协会会长时，又不断交流起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在滕州市妇保院工作的龙蓓蓓每年入冬准时给我送袜子，怎么劝都不听。她说：“老师，您当年送给我的小红袜，那是我的脚第一次见到袜子。所以想起您我就想到袜子，我会一辈子给您买袜子！”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因为教学工作劳累嗓子急性发炎，疼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傅小翠同学的奶奶用陶罐提来绿豆汤，告诉我：“这是我昨晚一个一个挑出来的绿豆，个个都是圆顶的，喝了它去火，会长命的！”此时此刻，我说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望着老人写满沧桑的脸，望着散发着热腾腾香气的陶罐，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端起陶罐，一饮而尽。此时的我，更为自己选择的职业感到万分的自豪与骄傲。
后来，因工作需要，有段时间我离开了教育一线，但魂牵梦绕的依然是三尺讲台，依然是教室里的朗朗书声或操场上的生龙活虎。无论身在何处，我依旧坚持订阅教育报刊杂志，每天浏览教育网站，关注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最新动态。因为，教师这份职业已融进我的灵魂，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