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山茶，处处皆清，不过以龙井为最耳。每还乡上冢，见管坟人家送一杯茶，水清茶绿，富贵人所不能吃者也”。这是袁枚《随园食单》中所述。春天正是品绿茶好时节。且读且歇，不觉唇齿生香。

　　袁枚字子才，晚年又称随园先生。一生跨越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

　　罗以民著《子才子——袁枚传》（浙江人民出版社）从史学的角度勾画出一个真实复杂的袁枚。作者特别着笔于袁枚这位民间的平民生活和文化生活，让读者看到“大玩家”想象背后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真相。

　　“春花不红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袁枚《少年行》）”。袁枚科考上岸后经历了三年翰林，四任知县，从踌躇满志为官到归隐随园，开启了他另外一种人生。《子才子——袁枚传》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袁枚在江宁知县任上即购置随园，此后四十年通过出版业、土地租赁、润笔费、收徒等途径，维持着巨大的开支，堪称中国首位实现财务自由的文人。 袁枚说自己不但好色好味而且“好货”，从贫穷中走来的他是十分注重维持生存的。袁枚死时竟有“田产万金余，银二万”，这是建设随园之后的节余，真是不易。

　　袁枚的随园是开放式，大体属于今天的市民公园，百姓随意出入参观。访客中既有盐商巨贾，也有贩夫走卒。这场打破士庶界限的状态，恰似袁枚人生的隐喻——他既是编纂《子不语》的志怪小说家，也是经营田产的理财高手；既是倡导性灵写作反对八股的教育改革者，又是精于烹饪的美食家。 

　　这种多重身份建构，颠覆了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单向度生存模式。当同时代文人困在科举牢笼时，袁枚已构建起“文人——商人——隐士”三位一体的新型人格。他在《随园食单》中写“豆腐得味，远胜燕窝”，实则是将市井智慧升华为生活哲学，这种对世俗价值的重估，在今天越来越被人认可追捧。

　　大学时代读古代文学史就知晓袁枚的“性灵说”。此说简而言之就是倡导创作要抒发个人性情，反对格律的一种文学主张，影响甚大。在《随园诗话》中，他宣称“诗者，人之性情也”，将创作主体从道德枷锁中解放。当程朱理学用“存天理灭人欲”规训文人时，袁枚却在《子不语》中大写狐妖艳遇。“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袁枚《谒岳王墓》）”。这种表达是对神圣的解构，与后现代主义消解权威的精神气质有着惊人的相似。

　　以诗坛盟主自居,收费选诗出书，袁枚当是中国第一人。《子才子——袁枚传》披露的细节更具启示性：袁枚晚年重编诗集时，刻意删除早年应制诗，却保留“琴弹午夜月，酒饮半床书”这类“不正经”诗句。他的诗歌历久弥新，正因为其摒弃了“文以载道”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个体生命的幽微颤动——从“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生命礼赞，到“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的存在孤独，这些主题在个体意识觉醒的今天，自然引发强烈共鸣。

　　在袁枚的“大玩家”形象背后，还潜藏着深刻的时代焦虑。《子才子——袁枚传》考证其晚年仍秘密参与盐政事务，证明这位宣称“不务正业”的文人，始终在仕隐之间摇摆。这种矛盾性恰是中国文人的集体困境：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到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的喟叹，再到袁枚“借风景文章，消胸中块垒”的自白，本质都是儒家入世理想与个体自由意志的永恒撕扯。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时，袁枚示范了另一种可能：既不像魏晋名士般彻底遁世，也不似道学家般自我压抑，而是在世俗生活中开垦精神家园。

　　袁枚说:“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应该说,袁枚休致后,最大的事业就是著述、刻版、卖书（当属如今的流量变现）。《子才子——袁枚传》呈现的不仅是18世纪的文化明星，更是一面照见当代的镜子。当我们在“躺平”与“内卷”间挣扎时，袁枚早已用生命写下答案：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避红尘，而是在俗世中修炼出诗意的栖居。这种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精神，或许正是破解现代性困境的文化密码——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像袁枚般既享受人间烟火，又守护灵魂的月光？这追问，至今仍在秦淮河的水波里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