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文 冯君斌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凫山是一座从《诗经》中走来的历史文化名山。也正是因为文化力量的感召，凫山的周边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村居与集镇，大坞、休城、和福、峄庄等村庄，就像是凫山棋盘上落下的一枚枚棋子，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地理符号、方位坐标，更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是凫山文化的“活化石”。  

　　挖掘与整理大坞村居地名中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是振兴乡村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它能帮助我们寻找到一个个失散多年的“亲人”，拾起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更能整理出一段融入凫山人血脉的集体记忆，休国、使相乡、凫山县……今天，就借助凫山地区现存的碑刻等资料，通过寻找一段段属于凫山特有的历史记忆，探寻大坞村名的演变历程。因大坞村居较多，加之相关资料的缺乏，请允许我们谨以大坞与和福两个村为例来探讨。

　　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大坞村。大坞村现为镇驻地，历史上这里也曾是凫山县与大坞区、社的治所。大坞村的历史悠久，据大坞镇村碑所载：“唐贞观元年，此即有村，名大吴；明洪武年间，张氏自山西忻州徙此，时村中有泉，水浊名乌泉，村名改称大乌；后以乌字不雅，更为大坞。”对于大坞“唐时建村称大吴”的历史，因年代久远，虽无相关的唐代碑刻留存可证，但现存于文公台碑林的“染山耶（爷）孃（娘）庙碑”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佐证。此碑刻于后唐长兴四年，原立于池头集村北爷娘庙（即染山伏羲庙）。其碑字体现已模糊不清，碑文的正面辨读虽已非常困难，但其背面依然还能认读出奋（岗）头村、石井（李）村、休城村、柏山村、葛疃村等村名，“大小吴村”赫然在目，这也说明村碑中“唐时称大吴”的说法是可信的，而且至少在五代时期的后唐，两村就已经连为一体。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小吴村”的旁边出现了“吴洪”等两位吴姓施主的名字，最初的大小吴村与吴姓又是什么关系呢？相信大家据此应该能得出自己的判断。同时，根据周边的休城与郁郎的历史来看，我们认为大坞的历史似乎应该更为久远些，甚至在汉代以前建村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根据史籍与相关材料的记载，村碑中明代张氏因泉称“大乌”，后又改称“大坞”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查阅了明代万历至清代初年的《滕县志》，志中基本称其为“大吴”。而能够提供的佐证证明，明代改名为“大坞”这一说法不准确的，一是道光《滕县志》中的记载：“大乌泉，出大乌村，在县西三十里。”还有清代乾隆三十八年的西永泉碑文中有“大乌泉”字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种较大的可能性是，“大乌”是当地人的口头说法，而“大吴”则较为正式。“大乌”与“大吴”的民间与官方称呼有并存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历史上大坞境内凫山之阳的广大地区，泉水众多，“凉水泉”“庙泉”“永清泉”“乌泉”等泉汇集流淌。乌泉，是因泉眼水深而大发乌得名，并非因为水浊。彼时的大坞“户户听泉水，家家尽枕河”，一派江北水乡的美丽景象。显然，这一时期无论是“大乌”还是“大吴”，都与“乌泉”密切相关。而与之相邻的小吴村与东吴村，也均与泉水相近或相关，小吴曾因桥得名，原称白桥村；东吴村东有永清泉，泉水虽早已不再喷涌，但永清泉碑至今仍在。后来，这两个村的名称的变化，也随着大坞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改变。

　　那么，一直以来的“大吴”又为什么称大坞呢？我们首先看“坞”字。一般讲，“坞”字有下面三种意思：一指防卫用的小城堡；二指水边建筑的停船或修造船只的地方；三指山坳。首先应该排除的是停船或修造船只的地方，大坞历史上并无船坞。再者，大坞北部虽有绵延的凫山山脉，但其地势也不是周围高中间凹的山坳，那么，这个“坞”就只能解释为防卫用的小堡。《古滕张氏家谱》中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约族邻倡议筑砦，固其垒，浚其壕，三阅月而工竣。”清咸丰十一年为防捻军（一说是民国初年）张氏族人修建了寨墙，此寨墙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比较完整。大坞的名字显然应该与此相关，同时，在1930年出版的《滕县续志稿》中我们寻找到了“大坞集”的名称，最迟到清末民初，“大坞”之名正式出现。

　　值得注意的还有和福村，其村名兼具“和”与“福”，吉祥且美好，是极具中华文化底蕴的名称。而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雍傅”“雍傳（传）”“和傅”与“和福”四个名称的变化，与历史上的村居旁的“福胜院”密切相关。先说“雍傅村”，对于这个村名的解读，村碑中这样记载：“明洪武二年，何、傅二氏来此建村，何姓为尊傅姓，取名雍(拥)傅村。后两姓互让，议为何傅，次以和睦得福之意，改为和福。”村碑立足于“和福”二字进行了深入解读，何、傅两姓和睦相处的故事也不免让人肃然起敬。让我们看清代大学者阮元著的《山左金石录》中的一条信息，“（福胜院敕牒碑）大定三年正月立……在滕县城西雍傅村福胜院。”请大家注意：现代村碑与清代刻本《山左金石录》均是“雍傳村”。而明万历《滕县志·卷五·古迹志》中的记载为“（福胜院）一在城西三十里雍傳（传）村。宋崇宁间创，初为东岳庙，圮。政和间改宝光塔院，金大定间重修，改名福胜。元贞年间改建神农、黄帝祠”，其他年间的县志中皆如此说。还有清代张金吾著的《金文最》中为“雍傳（传）村”。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傅”与“傳”不是一个字，前一个作为姓氏的“傅”，而后一个“傳”是“传”字的繁体。是否为刻字的失误呢？结合滕州最早的万历《滕县志》及《金文最》的碑刻原文，我们认为“雍傳（传）村”是准确的，而清代刻本《山左金石录》中的刻字应该有误。那么，这两种称呼指的是一个地方吗？上世纪90年代，滕州三中扩建时出土的“万世”碑（原碑应该有两块，合为“万世流芳”，主要是为表彰捐钱修福胜院者，现碑存其一；抑或者是碑的背面为“流芳”，因无法移动，难以观看，待以后证实。此碑现放置于三中大门内南墙处）中明确记载有“福胜院”字样，“雍傅”与“雍傳（传）”指的就是和福这个地方无疑。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村志碑中的解读是不准确的，和福的得名应与雍、傅两姓无关。

　　既然现代村碑有附会之嫌，那么“雍傳（传）”又是什么意思呢？现代村碑中的“雍(拥)傅”给了我们启示，如果我们把它写为“擁（拥）傳（传）”时就会发现：唐代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曾有诗云：“拥传咸翘首，称觞竞比肩。”拥传一词的意思是指“出使，因使用驿站的车马，故云”。如果这样，我们不妨猜测至少在宋代以前，和福村旁应该存有驿站，而相传大坞是有古驿道通过的。

　　猜测似乎只能当作闲谈，当不得真，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和福村就建在当年的福胜院旁。据明代万历《滕县志·卷三·市集村店》记载:“城西北村落以四十数，盖村、大吴、小吴、和傅、力里，郁郎最大。”这也就是说，“和傅”的称呼最迟到万历年间已经开始出现。而在民国初年的《滕县续志稿》中属于“仁三保”的“和福集”已赫然在列。“和傅”(和尚师傅)与“和福”(和尚与福胜院)的名称都与福胜院有关，显然，这是一个因寺庙而得名的村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古人用熟悉的山、树木与河流等命名自己村庄也完全是一种“乡土可亲”的体现。

　　乌泉与永清泉水虽然已经停止了喷涌，大坞人民也早已过上清平而富足的生活。福胜院的晨钟暮鼓最终归于沉寂，但勤劳智慧的人们却倡导将儒家伦理文化与乡村的现实相结合，“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不仅如此，一座著名的中学还在此巍然屹立。

　　一脉从《诗经》中走来的文化名山，一座历史悠久的红色乡镇，便是一行行最美的诗。凫山福地，和美大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