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没有事情要办，我绝不轻易出门。而现在，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走在村子里了，从西到东，由北向南，从容自如。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性格变得外向健谈了，而是村庄变得空空荡荡、门窗紧闭，再无羞赧的必要了。

　　村里第一个迁走的，是和我家隔了三个院门的人家。一家五口——一对夫妻，三个儿女，夫妻的年龄和我父母差不多。三十年前走的时候，夫妻俩还是乌黑的头发，饱满的面孔。从一年前寄回的照片来看，和我父母一样——白发丛生，面颈上的褶皱像旱柳的老树皮，千沟万壑，再难抚平了。

　　不过这户人家的离去，并未引发我心底的波澜。他们得了好机会，迁到大城市打工，乡亲们都说“享福去了”，我也替他们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依然有那么多男女老少陪我在乡村生活。人们来来往往，纠纠缠缠——你来我家借锄头，我到你的菜园拔棵葱，推开一扇门，就能上演一出长久的寒暄和热聊。乱哄哄的，却也暖烘烘的。就连村里的鸡羊猫狗都混得熟悉不已，谁家狗和谁家猫玩得好，谁家羊和谁家羊有世仇，连半大的小孩子都知道。

　　敞开房门的生活，人的心胸也是敞开的。为了争夺耕地资源或者其他生存资料，大人们之间或许存在勾心斗角，但这些琐碎的矛盾，延伸不到小孩子身上去。一家和另一家骂过闹过，很少有家长教唆孩子之间负气的。所以孩子们的乡村记忆，更多的是和蔚蓝的天、广阔的地、大人们的友善、伙伴们的玩乐勾连着。

　　记得有一回，一个作风剽悍的老太太，占了我家的田埂种油菜。母亲同她理论，她蛮不讲理起来，脏言脏语爆出口，气得母亲好一阵子寝食不香。可当我怯生生从老太太家门口走过，她照例在那扇老式木门边招呼我，和和气气拿糖果饼干给我吃，压根不顾和我母亲闹过矛盾这回事。没多久，母亲碰见她，便板着脸，问候道：“吃了吗？”老太太也板着脸，回复说：“吃了。”村庄里，这样的相处太多、太司空见惯了。广袤的农家土地上，阔河、烈阳、大风毫无遮挡地挟裹着每个人的身体，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在不计前嫌、皮糙肉厚地过日子。开门阖户都要弄出大响动。

　　可不知从哪一刻起，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当我到外地读了大学，在城市工作定居，再回来和村庄见面时，它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无声的叹息。现在，我走过那一扇扇房门，不仅毫无响动，连结结实实落在上面的铁锁都在生锈了。远远望去，像一个个透着寒光的封印。那位喂我果饼的剽悍老太太也早已故去，她的房门锁锈蚀得最严重，旧木门一直在风力的作用下吱呀晃荡。

　　我开始后悔小时候内向、不爱理人这一点。从谁家门前经过，我总是拽起母亲的手，迅速地碎着步伐，小声说：“快走快走，有人要出来了。”而此刻，望着那锁得严严的门，我多么希望院门大开，从屋里走出来一个人，端着饭碗，客套地把我让进去吃饭。我必定不会再羞怯，会大大方方进屋坐一坐，仔细记住对方的脸膛和生活。

　　一扇扇红的、黑的、木的、铁的大门，在我眼前不断晃过。每扇关闭的房门都曾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或轻盈柔软，或沉重热烈的故事。我是多想敲开每一扇门，请里面的人把故事讲完啊。然而仔细一想，其实多年前，他们在这个村庄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是太过突然，谁都没反应过来。就是在那么一个阳光落向院子的清晨，他们背起行囊，锁上门走出村庄。整个天空下，唯有他们的身影在移动，村庄则无动于衷地静默着，停留原地。走了很远，他们的心底忽然生出恋恋不舍的情愫，最后回望一眼这个生养他的地方，村庄居然变渺小了、模糊了、看不真了。于是狠狠抹掉眼泪，头也不回地迈向辽阔的远方……

　　当我把村庄走遍，在最前排东南角停留时，母亲一瘸一拐地走来喊我吃饭。她也不是我小时候的模样了，膝盖老化的缘故，右腿每走一步就打一个旋儿。“回家吃饭吧！”她对我说。如果放在以前，她根本不需要走那么老远来喊我，从家门口向打开房门闲话的邻居一声一声递过去，就能把这句话清晰递到我面前。当我听到这句话，便向玩耍的伙伴们说“我要回家吃饭了，明天再玩”。然后挥挥手，蹦跳着告别。而此时我再挥手，只能对着空空寂寂的空气……

　　我搀扶着母亲回家，再次走过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可能是错觉吧，空气中仿佛回荡着当年乡亲们说着笑着，吵着闹着，“乱哄哄的，却也暖烘烘的”的声响。那声响悠远绵长、无休无止……我想那一定是我听错了，或许压根没听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