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不？”

　　母亲问了我很多年。

　　七岁那年，院子西墙角那棵木槿开了。薄粉色的花瓣，层层叠叠，像是母亲做裙子剩下的碎布头攒在一起，又用细细的晨露浸润过。母亲很高兴，说这花能开到九月去，一天谢一朵，又补一朵，像是日子永远过不完似的。她每天清早掐一朵，别在我头上，退后两步看，又凑近把花瓣理一理。粉的花，黑的发，她看了又看，然后问：“好看不？”

　　我点点头。点头多容易啊。她笑了。

　　十五岁那年，我考进县里的中学。开学前一晚，母亲在灯下缝书包，针走得飞快，忽然停下来，说：“西墙那棵木槿又开了。”我没抬头，嗯了一声。她又说：“你小时候最爱别在头上。”我终于抬起头，她手里捏着一朵刚摘的，还带着夜露的木槿花，小心地举着。她又问：“好看不？”

　　我说：“妈，我都多大了。”

　　那朵花最终没有别在我的头上。她把它搁在窗台上，花瓣在灯下慢慢失了水分，边缘卷起来，像一声没叹出来的气。夜里我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她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第二天清早，窗台上那朵蔫了的不见了，西墙的枝头上少了一朵刚开的。她换了新的上去，把新的搁在窗帘后面。那朵新鲜的又蔫了，她又换。一整个夏天，她就这样掐了放，蔫了换。

　　后来我去了更远的城市读书、工作。每年夏天打电话回家，母亲总会说一句：“木槿开了。”有时候顿一顿，又问：“好看不？”我在电话这头说“好看好看”，语气是飘的。手边是写不完的报表、开不完的会。那棵木槿渐渐缩成记忆里一个模糊的粉点——知道它在，但不再看得真切。挂断电话，窗外没有木槿，只有灰扑扑的楼。

　　去年七月，父亲打电话来说母亲摔了一跤，腿骨裂了。我请了假赶回去。火车上七个小时，窗外从灰楼变绿野，又变灰楼。推开院门，西墙那棵木槿正开着，满树的薄粉色，和我七岁那年一模一样。母亲坐在堂屋的藤椅里，右腿打着石膏，花白的头发有些乱。见我进来，她第一句话是：“你看，今年开得多好。”她指着窗外。

　　然后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问。

　　我忽然想起十五岁那年的夏夜。她举着花，小心地站在灯影里。三十七岁的我站在窗前，看着满树繁花，终于读懂了那个晚上她眼睛里湿漉漉的东西。而我拒绝了。不是拒绝一朵花，是拒绝了她递过来的、她所能表现出的全部的真挚感情，拒绝了她想用一朵花的重量，来告诉我那三个字的、笨拙的努力。

　　那天下午，我走到西墙下，挑了一朵刚开透的。走回堂屋，蹲下来，把它轻轻别在母亲花白的鬓边。花瓣蹭着她的皱纹，薄薄的，粉粉的。她愣住了，然后笑了，眼泪顺着皱纹淌下来。我蹲在她面前，问她：

　　“好看不？”

　　她点点头。

　　木槿朝开暮落，每一天都是新的。只是母亲的白发不会再变黑了。我欠她的那一声“好看”，从十五岁到三十七岁，等了二十二年才还上。

　　那三个字，她问了一辈子。我到最后才学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