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君斌 王艳梅

　　“善风多美，滕史多箴。”当我们读到道光版《滕县志》中元代大学士虞集为滕州官学与书院写下的《滕州学田记》《性善书院学田记》两篇文章时，滕州教育的历历往事仿佛清晰地跃然于纸上，文章细细读来不免让人感慨良多。

　　毋庸讳言，滕州的文化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战国时期，滕文公重视教育，他礼聘孟子来滕讲学，“上宫”一度成为滕国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西汉时，滕人公孙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倡导者和执行者。正是他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为培养人才和巩固儒家主体思想地位奠定了基础。因此，当时滕州地区就设有了各级各类学校。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争频繁，官学教育处于停顿状态，但村学与族学兴起。唐、宋（金）两代，滕州教育一度兴盛发达，教育制度亦日趋完整。滕州先后为县、州治所，曾设有县学、州学，特别是大观年间设立的儒学。有元一代，滕州性善书院建立，历明清至今700余年不衰。两千年来，滕州教育薪火相传，弦歌不断。

　　众所周知，学田是古代学校进行教育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事业的基础，是学校存在与发展的经济保障。学田的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当地教育的兴旺程度。在当时一般县学田2顷、州郡府也仅5顷的情况下，虞集文章中的滕州学田却达到了13顷，这是非常值得滕州人骄傲的一个数字，足可见滕州有识之士在发展教育方面的努力。虞集正是从“学田”这一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成功勾勒出滕州古代教育的开拓者尽管筚路蓝缕，但却也拥有了以启山林的功绩。

　　《滕州学田记》是天历庚午年（1330年）五月，大学士虞集应滕州知州曹铎所请而作。他向来京的前学正李德昭详细了解情况后，才欣然命笔写下《滕州学田记》与《性善书院学田记》等文章。不仅如此，相关史料表明，李学正在京还分别拜访了多位文化名人，这其中就有“不在赵王孙（孟頫）之下”的大书法家班惟志，他曾为滕州性善书院写下了四幅诗文作品。当然，这四幅作品连同虞集的文章后来都被刻成了石碑，曾一度被滕州人民观赏、传颂。有源于此，滕州市书院小学后来才从班惟志书法作品中集字刻写了校牌，这也成就了一段跨越历史时空的教育佳话，当然，这也是后话。下面，我们重点介绍《滕州学田记》。

　　在文章的开始，虞集首先介绍了学田的重要性及元朝设置学田的大致情况。他指出：按照国家的制度，从京城中央到地方州县都应该设立学校，有学校的地方也一定要有祭祀孔子的文庙。各地生员学子享有官府发放的膳食津贴，学校也须有修缮校舍等费用。而这一切都要靠学田作为经济保障，“故学有田”。他又进一步指出：元朝建立以来，一直没有关于学田的定制，所以地方上的学校很多没有学田。朝廷也曾多次颁发诏书，要求地方官员将闲置的土地划拨为学田，补齐不足。同时，学校可以通过雇人耕种，并采取收取地租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对此，虞集在积极肯定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系于郡吏之善不善，用意与不用意耳。”是的，学田耕种的好与坏，田租收多收少，学子们的津贴能否足额按时发放，这一切，都完全取决于官员清廉能干与专心用事与否。

　　那么，当时的滕州学田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文中县学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县学的右边是文庙，大殿的两侧建有房舍，并设有多重门户。左边是讲堂，东西分别是学斋、厨房与库房。这些建筑建成于1289年，是当时的官员陈谌与学正陈渥筹建的。而关于滕州学田，虞集是这样记述的：第二年，陈谌依照朝廷旨意，将如市乡的三顷土地划拨为学田。1304年，蒙古官员阿儿不思又划拨了如市乡的五顷土地来补足学田的不足。然而，租种这些学田的佃户，因为对田租收取比例有意见，并没有去耕种这些田地。1322年，般阳人李德昭出任学正，到任的知州李元也考虑办学发展，官府也从此开始将学田的租金全部用于了县学。在文中，虞集特别提到了一次重大的学校工程，那就是对文庙的建设，整修门窗，增设帐幕，修葺房屋，粉饰墙壁，严整殿宇建筑布局等，这使整个官学特别是滕州文庙“焕然一新”。花费虽然巨大，但因为李知州等人合理的调度筹划，县学的一切用度并未因此减少，“然其所用，固未尝乏”，这着实令人赞叹。

　　恰在这段时间，一场“学田风波”的危机正悄无声息地袭来。文章讲述了事情的始末：在个别品行不端的官吏纵容下，一些恶霸豪强开始肆无忌惮地侵占学田，致使县学的田租无法按时收缴，官学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况，学生也纷纷离去，李学正忧心忡忡，一时也无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困境的改变，是随着新知州到来才让大家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洛阳人曹铎做事法度严明，为人耿介，有操守。他一到任就把兴教当作第一要务来抓，更以培养人才为己任。正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难能可贵的是，监郡公哈只、同知拓跋旭暾虽然都是蒙古人，但他们与判官刘复初、都目张示等一众官员，都是高雅通达之士，他们相继管理县学，大家同舟共济，共商县学振兴的办法。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那些已经被侵占的学田开始逐步归还给了县学。然而事情也并非一帆风顺，霸占学田的人并不甘心轻易就范，他们开始怂恿一些奸诈且好争讼的人到臬台衙门诬告，妄图阻挠曹知州收回被侵占的学田。官司一来二去，拖了很久，事情是越闹越大。为了平息事态，省府派员赵副使来滕巡视，当他全面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果断对霸占学田者进行了严肃处理，至此才杜绝了诬告。学田收回，兴学有望，曹知州又增划了礼教乡的五顷官地为学田。他派员核定田亩，厘定租税，丈量学田，立上界石。即便如此，曹知州仍不放心，又委派李学正到省府与京城礼部申请下发关于学田的田牒文书。等这一切做完后，曹铎马上就要离任了，他委托李德昭进京求取文章“刻石以为记”。

　　曹知州勇斗恶霸护学田的故事被虞集记录下来，成为滕州一段重要的史料。文章今天读来，仍不免让人感到惊心动魄。显然，是滕州一众官员敢于任事、热心教育的善举打动了虞集，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文章的最后可以看得更清楚。表面上看，虞集对索取学田文谍及后来的求取文章刻碑的事是有保留意见的，“文墨何足以制其豪强”一句已经再明白不过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虞集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申明教化以正人心美风俗”，只有通过加强教化来匡正人心、淳化民风才是长久之计。而且善国滕州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群众基础的，“呜呼！滕与邹、鲁兄弟之邦也。圣贤之遗化存焉，其人固易使也。”应该相信滕州人民是明白事理的，“苟知礼义廉耻”，又怎么能为了霸占一小块土地的蝇头小利去败坏百年育人的大计呢？虞集特别讲到了这样一个事例，国家刚刚颁布了新的教育命令，其它地方还在选择观望的时候，曹铎在滕州已经率先实行了。虞集画出的蓝图，曹铎在滕州逐步将其变成现实，“推善政于民”。

　　恍惚之间，我们仿佛把文章结尾处的“知已”二字认作了“知己”，通过一篇文章，同时代的虞曹二公以及七百年后的我们，也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对话。读文观人知事，《滕州学田记》依然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