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嘉祐二年的那届科考，可谓“神仙打架”。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一下子出了三位，大思想家名列北宋五子的出了两位，日后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几乎都在其中……

　　然而有一位很“另类”的考生——王韶，却以书生之身，在“重文轻武”的北宋缔造了开疆拓土的军事奇迹，被后世誉为北宋最具传奇色彩的书生名将。

　　王韶二十七岁那年，与苏轼、曾巩等同登进士榜。本该意气风发，可当曾巩任太平州司法参军、苏轼授大理评事的时候，他还没能通过制科考试。

　　看着昔日同窗纷纷赴任，王韶果断辞去“建昌军司理参军”的微职，默默捆起书卷，单骑西去——开始游历陕西一带，采访西北边境的风土民情。

　　天道酬勤，厚积薄发。当汴京文人吟风弄月时，王韶睡羌帐、饮酪浆，手指划过羊皮地图上的洮河山谷，记录吐蕃部落的恩怨纠葛。木征（青海东部吐蕃首领）与董毡（吐蕃唃厮啰政权第二代领袖）的势力分野，西夏骑兵的游弋路线，河湟水草的丰瘠周期——十年间，这些鲜活情报，变成了他笔下密密麻麻的文字。

　　熙宁元年，当宋神宗面对西夏岁贡的屈辱条约夜不能寐时，王韶及时向神宗献上了《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方略，明确指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煌，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

　　由于《平戎策》既正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也提出了解决北宋统治者最急迫的西夏问题的策略，得到神宗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在王安石的力荐下，王韶很快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从此，王韶出掌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

　　王韶刚一到任，就初露锋芒。由于蕃部的俞龙珂在青唐地区势力最大，对渭源的羌人与夏人都想加以节制。各将帅议论先对俞龙珂进行讨伐。王韶对边境之事了如指掌，便胸有成竹地说：“何须大军前去，给我数骑足矣！”

　　之后，王韶带领数骑，深入青唐腹地，直到俞龙珂的帐中。他向俞龙珂陈述利害，分析胜负，最终使俞龙珂率十二万部众归附。

　　因俞龙珂仰慕包拯，获赐汉姓“包”，从此西北大地多了一位忠诚的番将——守护宋疆的“包顺将军”。

　　熙宁六年三月，原已归降的羌人又发动叛乱，瞎征（河湟吐蕃政权第四代赞普）让叛羌据守河州。王韶挥师急攻诃诺木藏城，一举拿下。之后，又率军翻越险峻的露骨山，五十四日内疾行一千八百多里，打败了瞎征，并连克熙、河、洮、岷等五州。此役杀敌数千，缴获牛羊马数以万计，招抚吐蕃部族三十余万帐（户），开疆拓土两千余里。

　　最终，通过一系列战役，王韶成功收复了熙、河、洮、岷、宕、叠六州之地，史称“熙河开边”。

　　要知道，这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此役不仅使北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而且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作为书生，王韶在“熙河开边”的过程中，并非与传统武将那般，完全依赖武力征讨。他深具文人治世之远见，更加懂得以文化巩固边疆长治久安的道理。因此他更多的是采取招抚、屯田、兴商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尤其是设立蕃汉（双语）学堂，对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通过王韶一系列的“文武并治”，不仅使河湟大地自安史之乱后首度重归汉家版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边疆各族人民，使其免受西夏的侵扰和掠夺。更难得的是，原本被西夏的掠夺战争而阻断的丝绸之路，又重新变得畅通起来。

　　王韶的边疆开拓实践，成为王安石富国强兵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大功，宋神宗超规格封赏王韶，擢升其为枢密副使；民间感念其智谋非凡（奇计）、战功卓著（奇捷）、赏赐超格（奇赏），亲切地称他为“三奇副使”。

　　清朝学者蔡上翔评价说：“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而《宋史》则干净利落地用四个字评价：“宋几振矣！”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王韶著有兵书《敷阳子》七卷、《王韶奏议》六卷，可惜并没有流传下来。这些著作的散佚，使我们难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位书生名将的军事思想和治理方略，实为憾事。

　　王韶之后，北宋虽未彻底摆脱外患，但这位“书生名将”用行动证明：文韬与武略从不矛盾，理想与务实可以共生。因此，他不仅是嘉祐二年科考群星中一抹独特的亮色，更以其“投笔从戎，开疆拓土”的壮举，生动诠释了传统书生“治国平天下”理想在军事领域的卓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