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大坞镇西北部有一座小山峰，名曰染山。染山海拔仅180米左右，并不高耸。染山前，除了有伏羲庙与圣母泉外，还有一座世代相传的“九女坟”。“九女坟”依山而建，积土成陵，呈巨大的覆斗状。上世纪70年代，在一次规模宏大的山水林田“大会战”中，“九女坟”被改造成了梯田。
关于“九女坟”的来历，当地流传着皇帝的九个女儿葬在染山的说法。然而，大坞一带在历史上并未出过皇帝，也未曾成为帝都，皇帝的九个女儿葬于一坟之事，显然经不起仔细推敲。联想到“九天玄女”、女娲与“九天河女”华胥的神话传说，再看着山前的伏羲庙，人们不免会“异想天开”。华胥是传说中的伏羲与女娲之母，女娲虽是伏羲的妹妹，后来却与伏羲结为夫妇。这些“人祖”传说，为这座古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传说世代相传，在历史的长河中已度过了两千余年。
2008年4月，滕州汉画像石馆对世代相传的“九女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历史的谜底最终揭晓。传说中的“九女坟”，原来是一座“甲”字形的西汉诸侯王大墓。据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诸侯王去世后，自然会与“九女”合葬在一起。尽管从考古发掘来看，墓主人似乎并未娶过九位夫人，但这并未妨碍王陵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演变为“九女坟”。历史往往被误读，但传说中依然保留着合理的成分，现代考古、历史典籍与民间传说在这一刻实现了完美统一。
染山汉墓在历史上多次被盗，发掘出的陪葬器物并不多，除陶器、瓷器、铁器、铜器、车马器、玉器、钱币等文物外，该墓还出土了13块画像石，刻有15幅画面，分别包含人物、龙虎、凤鸟、灵龟、乐舞等图案。
“墓室室门的楣石，纵0.47米，横2.13米，厚0.29米，采用阴线刻手法，并施有麻点。画面分为6格，左起第一格刻有二龙缠一圆，圆内有三足乌。”这是《染山汉墓》考古报告中对一幅“二龙负日”图案的简要描述。此石清晰照片上的两条尾部相交的龙昂首向上，呈现出飞腾之状。在双龙的环绕中，是一轮耀眼夺目的太阳，太阳中站立着一只三足乌。同时，我还注意到了图案的一个重要细节：工匠在刻画太阳时，在太阳的外缘处特别刻划出了三道凸出的同心圆纹。
汉画像石中出现龙的图案并不鲜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就被司马迁塑造成为龙子。“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司马迁这样描写，当然是为了强调刘汉政权“皇权神授”的合法性。汉代最高统治者对龙的热爱与重视，使龙成为了皇权的象征。作为龙的子孙的汉代诸侯王，其陵墓中出现龙的图案，并将其放在墓室门楣的显要位置，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强调皇室身份外，两龙交尾也寄托着对子孙昌盛绵延的愿望；而飞龙在天，则更多地表达出逝者飞升仙界的愿望。“黄帝乘龙而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描述。汉人驭龙升仙的思想，在染山汉墓的画像石上化为了可视的图像。
在多次审视这幅图案后，我们也得出了“这是一幅汉代天象图”的结论。《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曾说：“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羲和是帝俊的妻子，是十个太阳的母亲。羲和每日要为儿子套好龙车，拉着儿子晨明时分从曲阿出发，定昏时分来到蒙谷，然后又赶往汤谷，帮孩子洗去一天的风尘，迎接第二个当班的儿子。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山海经》中的“龙车”变成了汉画像石的双龙负日时，不变的是神话故事表象之下，古人对日出日落、地球自转等天象的最朴素认知表达。
对于太阳中的“三足乌”，光芒万丈的太阳中怎会有一只黑乌呢？现代天文学已证实太阳黑子的存在，它是光球层磁场聚集形成的暗斑。而在先秦、汉代时期，古人也早已观测到这一现象，《汉书·五行志》中就曾有过记载：“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如果“乌”指的是太阳黑子，那为何又刻画为三足呢？结合汉画像石中的三道同心圆纹来看，或许能找到答案。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有一个著名学说——盖天说。盖天理论的形成可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其学说的原有旧名叫做“周髀”，“周”是天周，“髀”是表股，天周为规，表股为矩。汉代画像石上频繁出现的伏羲、女娲手持规矩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极度盛行的体现。“周髀”，简单地说就是“方圆”，“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盖天说最简单的模式就是“天圆地方”。古代天文学家在天上描绘出三个最重要的圆圈：银河围绕地球运行的圆圈，即银道；太阳运行的轨道，即黄道；赤道对应天球上形成的圆圈，即天赤道。而关于太阳运行的黄道，在盖天说的“七衡六间”理论中，内衡、中衡和外衡是最重要的三环，它们象征着分、至日的日行轨迹，即表现着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四个重要节气。“两分两至”是古人确定一年中时间最重要的标志。盖天论者在解释太阳运行规律时指出，夏至太阳运行在内衡；春、秋分的太阳轨道一致，运行在中衡；而冬至则在外衡。如果我们以此来看“三足乌”与染山汉画像石上在太阳外刻划出的三道同心圆纹，答案或许就在这里。而早在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就出现过祭天的三环石坛；“苍璧礼天”，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也出现了三环玉璧。到了明代，“三衡（环）”的观念在著名祭天建筑——祈年殿上依然有着执着的表达，不仅祈年殿的主体为三重檐，而且其外绕的汉白玉栏杆也被设计成了三层。染山汉画像石上看似简单刻划的三道同心圆纹，无疑是一种天象图，恰是汉代盖天说理论盛行的集中表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万物生长靠太阳，也许古人要表达的意思从来都不复杂。其实，“二龙负日”的图案也与古代石刻中常见的“二龙戏珠”图案相似。在所有的“二龙戏珠”图案中，龙珠几乎都被描绘成烈焰熠熠，有的则表现为大火漫天。那么，这颗火珠是否就是太阳呢？在历史演变中，这种可能性似乎存在。但火珠是大火星的解释也不应被忽视，《春秋经》引李巡云：“大火，苍龙宿心。”在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七宿组成的苍龙天象中，大火星（心宿二）指的就是龙心。“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需要靠天吃饭的汉代人们显然依旧保持着深厚的观象授时传统。
另外，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将天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宿，并分别由四象统辖，而四象也最终由五种动物组成的四组灵物象征，代表着四个不同方位。染山汉墓中就出现了东宫青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与北宫玄武组成的四象图。只是与历史上的龟蛇合体形象有所不同，染山画像石上的玄武却呈现出有龟无蛇的形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约公元前46世纪的西水坡蚌塑星象图中，由龙、虎、鸟、麟（鹿）组成的四象已经形成，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战国时期。直至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吕氏春秋》中，一种新的变化出现了：麒麟被灵龟取代。一般认为，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龙、虎、鸟、玄武为代表的四象体系基本定型。而相关考证认为染山汉墓为郁郎王刘骄的墓葬，郁郎国建立的时间为元朔三年（前126年），其国除的时间为元鼎五年（前112年），共存在了14年。染山汉墓画像石的出土表明，“玄武”完全定型的时期似乎应该更晚些。天数发微，画像石上保留下的汉代天文学的残断记忆，似乎可为染山汉墓的断代提供一条天文学的新证据。
天圆地方，天文地理。染山汉墓中不仅有天文图，更有着蕴含丰富地理概念的图案，其中一幅“双鹿（凤）驮十字轮，轮外带箭头”的图案，也许正是汉人对“四正”（东南西北）、“四隅”（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等中国传统方位概念的认识，而八方概念正是后来人们理解八卦、风水等的基础空间语言，在此就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站在古老的伏羲庙前，念着《周易·系辞》中的句子，北望染山，也许我们离真正读懂这片土地上埋藏的千年历史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