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陶渊明,许多人都能脱口而出他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能讲一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陶渊明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却“性本爱丘山”,不愿呆在污浊不堪的官场。辞官隐居乡野后,他在开荒种地之余,写下了许多赞美田园生活、抒发内心感慨的诗歌,包括《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等。品读这些诗,从中不难感受到他那种安贫乐道、超然物外的心境。
不过,除了不慕名利、志在田园、自由自在、物我两忘的洒脱外,陶渊明身上其实还有另一种“超然”,那就是面对天资平庸的子女,坦然接受现实,顺其自然。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功臣,官至大司马,受封长沙郡公,可谓风光无限。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担任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也做过安城太守,两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到了陶渊明,虽八岁丧父,家境清贫,可他没有消沉颓废,而是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树立了“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并立下了“忧道不忧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原则。说他是个满腹经纶的大才子一点也不夸张。按理说,他生下的儿女也应该是人中“龙凤”才对。
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陶渊明生有五个儿子,可一个也不是读书的料,有的甚至智商堪忧。这可不是别人乱编的,而是陶渊明亲口所说。四十多岁时,陶渊明写了一首《责子》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什么意思?五个儿子,没有一个爱读书求上进。长子阿舒十六岁了,却懒惰无比,典型的四体不勤;老二阿宣,已是十五岁“志学”之年了,可就是不喜欢学写文章;老三阿雍老四阿端,都已经十三岁了,竟然连六与七都数不过来;至于老五,九岁了,整日只知道找东西吃,其它一概不知,人家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了。你看看,就是一般人摊上这么五个儿子,也得气个半死,何况陶渊明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
那么当年,陶渊明面对这些不争气的儿子,有着怎样的反应,是不是也气恼过,哀叹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坦然接受了五子的现状,放过了孩子,也放过了自己。难道不是吗?你看《责子》这首诗,根本就不像一位父亲板着面孔在怒斥无用的孩子,它的语句是那么的诙谐幽默,与其说是“责”,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解嘲,一种自我认命;你甚至还能从一连串的戏谑之言中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怜爱。事实上,诗的最后两句也佐证了这一点,它是这样写的:“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天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如认了,接受他们的平庸,饮酒去吧。你看看,陶渊明悟得多么通透。
与避离官场,返归田园,超脱凡俗相比,我觉得陶渊明在子女教育上的这种清醒更为可贵。毕竟,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谁不希望自家的子女能有出息。所以古往今来,“卷孩子”的现象从未断绝过,当今犹盛。可是你得承认,人的天资禀赋是有差别的,不管父母怎么“卷”,有的孩子就是冒不了尖,但许多父母不愿承认,不肯放弃,一意孤行。强按的牛不饮水,拔高的苗长不大,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孩子崩溃了,父母急疯了。两相比较,陶渊明的“想得开”就显得多么难得。
陶渊明的五个儿子,最终没有一个成名成家,与他在《命子》一诗中所期盼的那种栋梁之材相距甚远,如果以下一代是否“功成名就”的标准来衡量,陶渊明这个父亲无疑是失败的。可是若从这五个孩子的人生角度来看,陶渊明又是成功的。因为他的孩子没有因学习不好而遭受暴力伤害,更没有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是在父亲的“不苛求”中长大,娶妻生子,享受普通人的生活,快乐地过完一生。
这么看来,当今的许多父母,是不是应该学学陶渊明,笑看孩子成寻常,顺其自然莫强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