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大会。会后，他们积极开展建党活动，组建全省各地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号召下,诸多滕籍青年纷纷在异地他乡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杨荫鸿、张观成、程铭汉、汤美亭、宋月波等分别在曲阜、武汉和南京等地开展党的工作。而在滕县蜂拥迭起的战乱、连年的灾害和军阀的苛捐杂税，致使社会日益混乱、城乡经济濒于崩溃，民不聊生。由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这些早期的滕县籍共产党员，不仅在外地传播马列主义，还把革命的火种带回家乡。1931年10月，在全国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滕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滕县特支）在县城西南的徐家花园秘密成立。
中共滕县地方党组织诞生后，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县共产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战、顽强奋斗，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终于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事实有力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滕州欣欣向荣的今天。
创建国民书店，传播马列主义
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省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早期建党活动，大都是以开设书店、经营药店或从事教育的名义作掩护而进行的。滕县早期的建党活动，其主要形式就是以创办书店作为掩护而开展起来的。
1929年，在北平平民大学、朝阳大学、曲阜二师和兖州甲种农业学校就读而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王临之、李淑铭、李景黄、刘炳文等进步青年回到家乡滕县，为了探索革命真理，寻求革命道路，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们与王子祯（1947年牺牲）、王柏林（1940年叛变）、马奉莪（1941年牺牲）等合伙集资，于1930年春在滕县南门里路东创办了一处书店，并确定由李景黄任经理。股东们在酝酿书店名称时就动了不少脑筋,有的说叫“红光书店”，有的说叫“大众书店”。鉴于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十分忌讳、害怕“红”与“众”等字眼，为日后便于立足并开展活动，大家商定书店名称还是以灰色面目出现为好，于是便取名为“国民书店”。“国民书店”经理先后由王公衡、李景黄、刘炳文担任，店员雷新修。书店开业之后，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出售红色书籍和社会科学方面进步书籍的指示精神，在经营中秘密销售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唯物辩证法》《太平洋风云》《苏俄秘史》《社会主义科学概论》和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还有鲁迅的《彷徨》《呐喊》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国外的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丽莎的哀怨》等。同时，书店还为城乡各学校购置课本和有关书籍，与各学校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学校和社会的进步青年时常来书店阅读和购买书籍。一时，国民书店在滕县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当时，在县城里流传着这样一首称赞国民书店的打油诗：“重阳时节风飒飒，街上商货乱如麻。学校用具何处有？‘国民书店’第一家。”
国民书店不仅经营图书业务，而且还常常把失业的进步知识青年介绍到各乡担任小学教员，书店实际上成了宣传马列主义先进思想的阵地和吸引进步青年读书学习的场所。当时，书店大门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寻求科学真谛，走上广阔道路”，充分显示出它有别于其它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为宗旨的商号店铺。国民书店的创办及其经营活动，在滕县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启蒙了民智，同时为中共滕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作了组织准备。
党的组织诞滕城，群众运动得发展
国民书店在经营活动中，传播了马列主义和先进思想，有力吸引和广泛联络了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中共滕县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此时，作为书店主要股东之一的王临之，受聘到山东省第七中学（当时设在济宁，习称济宁七中）任图书管理员后，有机会受到该校训育主任、早期共产党员王溥泉（又名刘顺元，曾任中顾委委员）的教育和培养，并于1931年夏由王溥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省立七中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负责人王溥泉被捕入狱，王临之接替王溥泉负责地下党的工作。1931年夏秋之际，根据山东省委“到工农中去，到城乡中去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王临之利用节假日回到家乡滕县开展党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察，先后发展了李景黄、李淑铭等同志入党。同年10月，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滕县仅有的几名党员在县城西南的徐家花园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滕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并推选王临之为“特支”书记，李景黄和李淑铭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会议确定“特支”的办事机关设在国民书店，联络点设在李景黄家中（原址在滕县中心人民医院院内，现已拆迁）。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特支”的工作方针是“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做好宣传工作，开展群众运动”。
“特支”成立后，即通过亲戚、朋友、同学等多种渠道发展了刘炳文、王子祯、韩洪叶、张天民入党，加上在外地求学回滕的党员，此时党员已达到9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特支”决定划分为三个党小组，第一组王临之任组长，成员有马秀山、渠玉柏等；第二组李淑铭任组长，成员有韩洪叶、李雪斋等；第三组李景黄任组长，成员有刘炳文、王子祯等。
“特支”成立后，经常有济南、济宁等地的党员和进步教师、学生来往。国民书店的进步书籍也开始增多，省委创办的《红旗》也出现在书店内。1932年夏，为了有组织地培养、教育进步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特支”以“国民书店”的名义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的主要成员有：董广文（即董一博）、王右池、生碧泉、黄化民、彭协典、刘守环、马仲川、李湘远、刘干卿、李季民、李文府等十二人。这些读书会成员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滕县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有的同志还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2年，滕县第一个村党支部在峄庄乡庙庄成立。
“特支”除了成立“读书会”，培养新生力量，壮大党的组织外，还派韩洪叶、李雪斋去大坞小学，李淑铭去五所楼小学，李景黄去南关吕祖庙小学，黄化民去凉水泉小学，王右池去西辛安小学任教，王临之去教育馆任讲演员，以不同的方式和职业作掩护，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不断扩大党的影响。
“特支”的日常工作或简单议事在“国民书店”内处理，而许多会议或学习重要文件，大都在李景黄家南屋里进行，一些重要文件也都放在他家。“特支”向省委请示或报告，都是专人、单线、暗号、定时，非常秘密。凡是文字的东西，都是用化学药液写成。有的需用火烤，有的需要用药水洗，字迹才能显现出来。一封信在正面写一些不相关的话，把要说的话用药水写在背面，正面信上的签名是显信的记号。如：信上写“王杰”收，“杰”字从“木”从“火”，意思是用火烤；如果写“刘清泉”收，“清泉”示意以水，则用药水洗。
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特支”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实践中丰富自身斗争经验，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是组织发动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有良知的中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痛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特支”派李景黄等人积极组织发动和支持校长李季民在滕县短期师范师生中举行示威活动，并很快发展到城内各小学，组成了近千人的游行队伍。他们利用贴标语、发传单以及街头演讲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这一铁的事实，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举兵抗日。这是滕县第一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百姓的拥护和同情。
事后，李季民被反动学校当局赶出校门。随后，“特支”又将李淑铭派入滕县短期师范，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二是组织“抗捐”请愿斗争。1932年初，滕西大坞、峄庄一带的地方武装，自卫团团长张广濂、龙振标等逼迫农民拿捐（人称“团捐”，每亩三分钱）。“特支”决定由刘炳文负责，组织80多名农民代表到国民党滕县政府进行“抗捐”请愿斗争，国民党县长赵长江动用警察将请愿代表驱散。但是，在“特支”的领导和支持下，前来请愿人员拧成一股绳，经斗争，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三是领导了反对镶修湖堰斗争。1932年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沈鸿烈下令镶修微山湖湖东大堰。滕县段从岗头到夏镇，长达30多千米，费用全由沿湖百姓负担，湖东每亩地需分摊2至3块银元。这项工程不仅所需费用太大，而且直接给湖东农民造成极大危害。滕县地势东高西低，东水西流，湖堰加高以后，东水就不能西流入湖，必将造成洪水泛滥。故此，引起沿湖30多个乡广大农民群众和地主绅士的坚决反对。“特支”经过研究后，责成王临之、刘炳文等去沿湖乡村因势利导，发动组织沿湖一带农民开展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通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活动，刘炳文（公开身份既是教师，又是乡长）率领100余名绅士和农民代表，去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请愿。为了取得请愿的胜利，事前已经与李天倪（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参议员）、杨士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进行了联系。
去省政府请愿那天，传达处长电告请愿代表说：“韩主席（韩复榘）正在开会。”会后当韩复榘的车子行驶到门口时，传达处长上前联系。韩复榘下车后，问：“你们有什么事？”刘炳文等回答：“我们从滕县来的。镶修湖堰费用太大，对湖东有害无益。”边说边递上呈文。韩复榘似乎早有准备，回答说：“你们回去吧，我叫建设厅停修就是了。”事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果然停止了镶修湖堰工程。
这是“特支”运用灵活的方式，依靠群众力量，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使湖东人民免受巨大的经济剥削和部分土地的丧失。同时，通过这次活动也有效团结了一部分绅士。此次行动，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