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庆梅

　　电视剧《大博弈》以某大型重工为原型，塑造了孙和平、杨柳与刘必定三个企业家，围绕着谁能控制重卡全产业链的博弈，本身是非常精彩的。编剧在这部电视剧里塑造了三种不同的企业家：孙和平是当代国企改革的代表人物，改革之初即锐意进取，改变国企生产效率低下的毛病，并不断扩展企业发展空间；刘必定是草根崛起的代表人物，擅长资本运作，虽不乏坑蒙拐骗之弊，但总的来说也是要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杨柳作为国有企业集团老总，更为看重集团的整体利益，不但是要兼顾集团内部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平衡，更不能容忍孙和平把企业一做大就要脱离集团。这三个人的较量，既是不同类型企业家的较量，也是不同个性的企业家的较量。也因此，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个性，是企业家克服重重困难，突破重围的勇气。但是，除去口号般的“减员增效”“扩大融资”之外，我们看不到企业家所要经营的工厂的故事：看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厂的困难重重，看不到工厂如何革新就能从濒临破产迅速脱困很快在香港上市，更看不到工厂员工如何参与企业革新的过程。在该剧叙事逻辑中，似乎只要大家一持股，工厂产品的技不如人就能完全克服。这对今天熟悉中国工业艰难成长过程的年轻观众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

　　现有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大多延续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感模式，过于强调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强调企业家精神，而忽略了工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工业的崛起，不仅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来自各级政府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家与其团队的集体拼搏。没有工人团队与工人集体的贡献，只有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不了中国的工业叙事的。

　　从某些意义上说，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几乎必然会“自动”选择“类型剧”的架构。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很难一下子摆脱类型剧的框架，也很难立刻突破原有的情感逻辑。但中国毕竟是有着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传统的国家，其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还是给我们突破以精巧编剧法为支撑的类型剧的可能空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当“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我们去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的创作者，回到现实本身，理解工业企业自身的运作逻辑，寻找当下工业题材与青年观众沟通的思想桥梁，工业叙事也许会创造出中国电视剧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