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那几天，故城上空的炊烟突然浓了起来。

　　三年疫情结束，从故城走出去的人，像倦鸟归巢一样，陆续赶回村子上坟。三年多了呀，有的人才头一次回村。民以食为天，回到故城的人，放下包先要做的事情是收拾锅灶，随之故城的天空便袅袅升起缕缕炊烟。

　　这次回故城的人发现，沿街大门上的锁多已锈迹斑斑，看得出来有的锁已经很久没打开过了。久居故城的人还发现一个细节，那几天也是开锁师傅最忙的时候。自有了疫情之后这些年在外打拼的故城人回村上坟的越来越少，不过也不能全怨疫情，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故城在外地做生意的人，回老家的一年比一年少。即使平时故城街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就更别说烟火气了。

　　早年，春节是故城人举家团聚的日子，也是故城烟火最旺、炊烟最浓的时候。人们回村首先感念的是逝去的亲人，常常趁回村过节，给逝去的亲人上坟烧纸。所不同的是，寒食节和寒衣节是旧俗规定的祭祀日子，而春节则不同，完全凭自己的心意。那些日子村里的烟火旺，山坡坟地的烟火也旺。烟火也是炊烟。

　　烟火人生，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炊烟。作家刘亮程说：“炊烟是乡村的根。”事实上这些年故城的烟火气，是一年比一年弱，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一年中也有几个日子烟火比较旺，就是春节、寒食节和寒衣节。尤其是后两个环节尽量不能缺席，因为不论自己在外面发展得怎样，都不能忘了故去的亲人。炊烟是乡村的根，自己的根在故乡。不过这说的是疫情前。

　　逢年过节故城烟火旺炊烟浓，也是和平时比。改革开放后，有的人平时回家是带不来烟火气的，尤其是当今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一年中回几次老家，但为了生活方便，家里都置办了液化气灶或者电磁炉，打开阀门或开关就能烧水做饭。上了点年纪的人就不会这样，他们人虽离开了故乡，但家里的锅灶和柴火还在。其实在故城是不缺乏柴火的，看吧，哪家的院子里或者大门旁不堆放着几捆修剪下来的已变朽的桃树枝。

　　当下的乡村，虽然可供人们烧火做饭取暖的柴火多了，但在村里烧土灶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他们与时俱进，也学起了城里人。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可不这样，他们过惯了俭朴的生活，乐于享受这带有烟火气息的生活。他们甚至固执地认为，这些修剪下来的桃树枝，如果不用来烧火做饭会越攒越多，堆在那里很危险，倒不如烧了安全，也省得占着地方。再说了，木炭灰不是还可以用来肥田嘛！可村里的炊烟还是一年少于一年，皆因为走出去的年轻人不愿意再回来，而留在村里的老人却一年比一年少。这次回村听邻居说，这两年一个冬季村里就走了六七位老人。

　　还说炊烟，早年乡村的土灶很少有带烟囱的，即使有砌烟囱的，也都砌得很矮。可也有砌高烟囱的，作家雍措就说：“我家的烟囱就是全村最高的烟囱，从我家烟囱里冒出的青烟飘得最高。我想让从我家走出去的人，一到村口就能看见一股从自己家房子里冒出的青烟飘在天上，他们加紧步子，一个劲儿往家里走，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早就想吃一口热饭暖暖身子了。”

　　扯到砌土灶的话题，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街上砌得最差的土灶当是光棍郑老大的土灶。灶是用几块土坯砌成的，连一点泥都没抹，简易得再不能简易了。就是这个号称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那年秋天做了一件囧事，被村里的人当成笑话说了多年。说来也该他出洋相，秋天阴雨连绵，家里仅有的一点柴火潮湿得点不着，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气，熏得他两眼都是泪，他一气之下索性把头伸进灶里，并连说了几个“叫你烟个够”。末了他似乎还不解气，飞起一脚，把锅踹了个底朝天。显而易见，那天他没吃成熟饭。

　　我熟悉故乡的炊烟，也喜欢故乡的炊烟，而且对故乡的炊烟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母亲去世了，我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学习做饭，首先要学会烧火。那几年各家不仅缺粮，而且还缺柴，山里人守着柴山没柴烧，得花高价买煤炭烧。烧锅引燃煤炭是有窍门的，我开始不懂得，做一顿饭有时候半天点不着煤。后来慢慢就学会了，一把引柴就能把煤点燃。煤炭燃烧出的是黑烟，随着风箱的呱嗒声，一缕缕黑烟直冲蓝天。偶尔煤炭断顿，也会用其他柴火临时接济一下，只是这时的炊烟已不是黑色，而是变成了蓝黛色、灰色、白色抑或其他颜色了，同时也没了硫黄的味道。炊烟随风飘散在空中，有时候还会追赶着天空中的云彩跑，但多数时候，云彩没追上，自己却先消失殆尽了。不过在大雾笼罩的冬晨就不一样了，村里的炊烟常和从山坡上飘来的雾岚咬合纠缠在一起，无论人怎么努力都撕扯不开，只有等到太阳升起，它们才被阳光慢慢稀释掉。

　　对于炊烟的熟悉，应源于我的童年。那时候母亲还在，用不着我烧火做饭，每天除了上半天学，就是和小伙伴们上山割草拾柴。小孩子通常都饿得快，多数时候天还不到晌午，大家已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村里。“看，我娘烧火做饭了。”二锁的眼贼尖，他能辨认出他家厨房飘出来的炊烟。其实大家都一样，有谁认不出自家的炊烟呢？

　　无独有偶，作家韩冬红也喜欢炊烟，她说：“我不止一次联想到故乡的炊烟，桃红柳绿时分，村庄在晨曦中散发出灰蓝色的光，远远望去，一缕缕或肥或瘦的炊烟在屋顶上跳舞，有的挥挥手就退出了舞台，有的舞得起劲儿，不停地扭动腰肢、抖动水袖，甚是好看。西院二爷家就他一人，可家里炊烟肥得很，炊烟黑还夹杂着肉的芳香，直叫人不自觉扇动鼻翼，问一句谁家做好吃的呢？”

　　在生产队劳动那两年，炊烟就像钟表，生产队长通常是望着炊烟歇晌或者收工。我常常盼着村里的炊烟快快升起，因为只要炊烟升起，就离收工不远了。

　　炊烟是变化的，浓淡强弱，青黛灰白，都标志着日子的冷暖和生活的温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三年困难时期，各家冒出的炊烟都是少气无力的，于是各家的锅里也都只剩清汤寡水，人们只能用野菜和地瓜的秧蔓填充纸薄的肚皮。冬季天短为了节省点粮食，生产队社员出工劳动，一日三出勤改成两出勤，一日三餐变成了两餐，自然而然炊烟也就少了很多。还有吃食堂那段日子，村里大部分人家几乎断了烟火。后来生活慢慢好起来了，各家的烟火才恢复了正常，也才欢实起来。

　　近年来乡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且有的已经走上了乡村生活城镇化。但事实证明，这些年尽管城乡差别缩小了不少，但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别，或者说是差异。人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要真正使乡村融入城市，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里边既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这让我想起我的妻弟，他的儿女多年前就去了无锡，且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他们老两口每年都会到儿女处住些日子，但时间不长就又都回了来。有一次我问妻弟，放着有空调的楼房不住、清福不享，回来种桃树、吃这份苦，图啥？他笑了，说，乡下人呀就是没出息，有福享不了，有罪倒受得了。其实妻弟原本生在城市，但命运却安排他去了乡村。他已经适应了这方水土，也习惯了这儿的生活。他像所有山里人一样，也喜欢上了土灶老锅熬的稀饭，我和老伴这些年回去上坟，只要在妻弟家就餐，弟媳都是专门用地锅熬制小米绿豆粥给我们喝，说地锅熬的小米绿豆粥香。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喝娘熬的小米绿豆粥，只是后来进了城就很少喝到了，特别是改用液化气灶之后，高压锅根本熬不出那种香喷喷的味道。弟媳家里做饭备有两套炉具，一套是液化气灶，专门用来烧水炒菜，另一套是传统土灶，专供熬粥用。熬粥要用慢火，烧的是从桃树上修剪下来的桃枝，这样熬出的粥才糯才香。桃木的香气和小米粥的香味融合在一起，从而使飘在空中的炊烟也成了香的。

　　回忆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炊烟最欢实的时候是过年。人们把平时不舍得烧的木柴找出来，专供春节那几天烧饭或者烤火用。人们走在街巷里，到处都可以闻得到枣木、松木和饭菜互相融合的香味。柴好烟轻，那些天村子上空的炊烟就白多黛少，似有如无，不过虽淡却不轻飘，显得特别劲道。许多年后我进了小城，每每忆起早年的乡村生活，才慢慢醒悟，这才是我所追求和喜欢的生活，这种有炊烟接地气的生活。

　　然而，我还是想起钱钟书先生《围城》里的一句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扪心自问，我属于这种人吗？我想不光我属于这样的人，近年来随子女进城生活的老人们，也都是这样的人。尤其是那些随儿女住上高楼的人，他们说住这样的楼房，上够不着天，下着不了地，像悬在空中一样，整天没着没落的。看来他们重新回到乡村也是迟早的事，因为高处不胜寒，他们太需要人间烟火气了。是的，一个人想走出这个家容易，但真正离开这个村子难。“哪怕他们在外面生活几年还是十几年，外面永远是外面，外面永远活不进自己的骨头里。他们在外面生活，过着外面人的日子，身体看似融进了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是否真的让他们融进，他们自己是否真的能融进外面的世界，只有他们在外面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到嘲笑，一次次在夜里唉声叹气的时候，他们才最清楚。”这看是一次选择，其实是逃不脱的宿命。这次回村我就发现，村子里又多出了几座小楼，一问才知道，是几位进城打工的老人打算落叶归根。有这种想法的老人又何止他们几位？我和老伴前些年决定修缮老家的房子，不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纵有炊烟起，何日是归年？可是，我还回得去吗？有人说故乡是回不去的地方。那么，我还能回到她的怀抱吗？还能过上烟火人生的日子吗？说实话，我仍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