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曾离开过故土，一生坚守着自己的老宅老院，遵循着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风民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他们曾畅想未来，但更多的是满足于生活的当下。

　　虽然远离城市，但时代的快速发展影响并侵蚀着故乡的村庄。年轻的一代都远离了乡村，融入城市里生活，只留下他们的父辈，还坚守在那里，守着祖辈留下的田园，守着数代人最后的农耕记忆、乡村岁月。父亲抚摸着已不常用的镢锨锄镰，不无感慨地说：“等我们这一代人都老去了，这些老伙计也该光荣退休了。”

　　土地是金，土地是根。土地养活了故乡的一代代人。故乡人视土地为自己的命根子。没有土地，就无法生存。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谁撂荒土地，老天就会惩罚谁。在故乡，绝对看不到一寸撂荒的土地。你看看故乡人的院宅中，房前屋后，凡是能种植的地方，都见缝插针地种上丝瓜、眉豆、豆角、辣椒等。我父亲是闲不住的人，虽已耄耋之年，还在村东的林地边开垦了一块菜地。

　　谷雨时节，我随父亲去种菜。我让父亲在一旁指导，可父亲不愿意，非得亲自干，他才放心。我先将菜地翻了一遍后又进行了平整。父亲又第二遍整平……父亲整过的地平平坦坦，整过的垄整整齐齐。然后，父亲把葱种和白菜种用细土拌匀，分别撒到两垄地里，又撒上薄薄一层细土，最后用脚仔细地踩了一遍。父亲种菜认真的样子如同看护他孙子孙女。父亲说：“种地用心才行。如果你糊弄地，到收的时候，地也糊弄你。”我对父亲说：“您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别种这菜地了，也该享享清福了。”可父亲认真地说：“忙点好，忙点过得不慌。”

　　做地瓜粉条，是儿时的记忆。当时，秋后农闲，家家都下粉条。下粉条是我们故乡祖辈留下的手艺，老家村庄成了远近闻名的粉条村。还好，这门手艺我们村没有丢，只是，现在还下粉的农户很少了。一天，我去哥家，只见哥、嫂和邻居六个人在合伙下粉。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还干着这么重的体力活，他们有说有笑，好像享受其中。我与他们拉呱时，本家大叔拿了一个煮熟的粉疙瘩给我吃。这让我喜出望外，感激地说：“还是大叔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这时从村中心街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我忙问是不是村西头的“崔一爆”。哥说：“正是。”来到村中心街上，只见“崔一爆”的爆米花机在熊熊的炭火焰上快速转动，“崔一爆”的脸膛被炭火熏得黢黑，如同刚下过煤井一样，只能看到两只眼睛在闪动。周围站着十几个端着玉米、大米的老人和三五个捂着耳朵的小孩。

　　每次回家，我都要到对门大哥家去坐坐，聊聊天。有时赶上大嫂摊煎饼，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煎饼。大嫂是远近闻名的摊煎饼能手。摊煎饼时，她手中的长竹片如同画笔，糊子如同画墨，一翻手就在鏊子“画”出一个圆圆的美丽图画——煎饼：又薄又匀，又软又香，是难得的美食。

　　我吃着大嫂刚刚摊出的新煎饼，想起了母亲摊煎饼的情景。那时，农村没有电，虽然父母在白天参加了一整天的生产队劳动，到了晚上或者第二天蒙蒙亮，就要推磨，将玉米、瓜干、高粱等磨成糊子。我们姊妹几个也帮着推磨，母亲用力推着磨，不时地往磨眼里添粮食。磨完糊子后，母亲不顾劳累地继续摊煎饼。母亲也是远近闻名的摊煎饼能手，只可惜离开我们数年了，现在只能回味母亲摊的煎饼香了。

　　一次，我回老家，到很久未见面的大叔家串门。推开贴着醒目春联的矮小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院子里石榴树上石榴坠弯了枝头，枣树上的枣儿红红的，挂满了整个树头，院墙上爬满了眉豆秧，这时的眉豆花开得正浓，花儿一嘟噜一嘟噜的，甚是好看，花上面还不时地飞着嗡嗡的蜜蜂和盘旋的蝴蝶。我向堂屋门口望去，只见大叔和大婶正专心地扎扫帚。这时，躺在大叔身边的小黄狗见我进了院门，也“汪汪”地迎上来。大叔随即丢下手中的活计，向大门口瞅去。

　　我大声地招呼道：“大叔大婶，在家呢，我来偎您坐坐，拉拉呱。”大叔站了起来：“回来了二侄，我的耳朵还行，不用大声，我听得见。这不，我给孩子和亲戚扎点扫帚和刷帚。”大婶搭话说：“今年在园里专门种了高粱，用来扎扫帚和刷帚。”大叔大婶扎了一辈子扫帚、刷帚，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丢下这活儿。看到大叔屋子里的摆设，还是以前的。依稀记得小时候在大叔家捉小鸡，听鸟鸣，逗小狗，看着大叔就着花生米喝烧酒眼馋，央求也喝点，大叔让我喝了一口后，辣得我流出了眼泪。小时的我不明白大叔为什么爱喝这辣辣的酒。大叔大婶边扎扫帚边与我拉呱，久违的平和，温馨的家常，令我彻底释然，沉浸在这美好的农家小院里。

　　村里杨三老爷家还蒸着馒头，虽说三十多年了，生意依然兴隆；刘大叔家的糕点店还开着，手艺更加精致，做出的糕点更加美味；徐大哥家的豆腐坊依然散发着馨香，每天做出的豆腐都会被乡亲买光……是他们坚守着家园，守着那份纯真，守着数代往事数代情。眼见他们日益年迈，慢慢老去，一个个陆续归于尘土。每想到这些，就满是唏嘘。到那时，我们该找谁叙说故乡事，故乡情，故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