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18日，是我终生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从一名农民变成工人，并以以工代干的身份走进县委机关，从而结束了我家世代为农的历史。

　　我的身份变了，可我的人变了吗？直到许多年后我还不断地追问自己，拷问自己的灵魂。我想我没有变，或者说没有根本的改变。即便我的生活习惯和言行举止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我骨子里还是一名农民，还保留着农民的底色，这底色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磨灭掉的，就像一个人的胎记，会跟随自己一辈子。对我来说，农民底色也是我生命的底色，还是我文学作品的底色。

　　种地与写作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虽换过三四个单位，但工作性质一直未变，都与文字有关。一支笔，一本稿纸，差不多就是我当年工作的常态。即使有两年做了排字工人，也还是别一种形式的码字。笔和纸虽不同于锄把之于土地，但我一直视笔纸为锄把和土地，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日子，体验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动艰辛。农民是把诗行写在大地上的，我把文字写在稿纸上，或者电脑里。不论是写在哪里，对丰收的希望却是一样的。每当完成一篇稿子，我就会像农民播完种一样，期待着收获季的到来。特别是退休之后，近十多年来，我的生活状态多是这样：写稿——投稿——等待编辑发稿。当然，也不是凡有播种就有收获，也有遇到不出苗、不结籽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陷入沉思，是地的问题？还是种子的问题？或者是……

　　离开土地的农民

　　我来自农村，即便离开了农村改变了身份，也是一名离土不离乡的人，就像那些暂别土地进城打工的人，身上总带着“农”字的标记。我喜欢农民底色的人生。著名演员陈宝国主演过一部电视剧《老农民》，每想起片中那位老农民，我就会想到我的父老乡亲，由衷地感恩他们，没有他们的养育，又何来今天的我？

　　小区的邻居很多来自农村，不论是接班或招工进城的，还是毕业分配到小城的，抑或部队转业被安置的，大家都还保留着一份农民的本色和本真，有着共同的语言。譬如，大家凑在一起时常议论粮食的收成，聊一些肉贵蔬贱的话题。尤其是春天，如果夜间下了一场透地雨，早晨大家见面就会喜形于色，说的头一句话必定是“春雨贵如油”，接下来还会说，这场雨农民兄弟不知道要省多少钱哩！那年下大雪遭遇寒流，大家见面后都是一脸凝重，叹息着说，这场雪来得太不是时候了，种植大棚的人家不知要遭多大损失哩！还有前年夏天久旱无雨，我和妻子回乡看望老同学，当看到山地里的花生和地瓜秧苗旱得蔫头耷脑时，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以致我们回城多天，一提起家乡的旱情，心情还特别沉重。

　　故乡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

　　我是一个乡土情结和乡愁很重的人。自从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我的绝大部分文字都是与农村有关的。刚参加工作那几年，领导知道我来自东部山区、熟悉农村，每有典型材料写作任务，多安排我去写。后来我慢慢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发表在《风流》杂志上的小说处女作，写的就是发生在故乡梨园的故事。散文处女作写的也是故乡，发表在《枣庄日报》榴园文学副刊，题目是《故乡的红柿叶》。有段时间我准备出版一本散文集，整理已发表的作品，发现有三分之二的作品写的是农村题材，故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源头。如果没有故乡这一先决条件，我的写作将无从谈起，也就不会有今天我这样一个所谓的作家。

　　常写农村题材也有苦恼的时候，因为积累的素材毕竟有限，我一度认为自己的写作遇到了瓶颈。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些年按照自己的写作方式，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譬如，对取材的拓展，我个人认为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城市生活，这方面的作品早年我写得很少，直到自己的腿出现问题后，才不得不把目光和笔触投向这里。然而，我还是觉得写农村题材更得心应手，因为那片土地才是我作品生长的沃土，而我与故乡联系的纽带就是文学。

　　这也引起了我一位老同学的疑惑，他说你是走不出大山了。是的，我承认，故乡山径蜿蜒，我被绊住了脚步，在条条山径上徘徊。我还以《缠绵的乡路》为书名，出版过一本散文小说集。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约是心中有农民情结，或者说是乡土情怀，当然还有浓浓的乡愁。不论我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故乡都是我的精神家园。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说过一段话：“我们文化的根基都是在乡村，可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城市，我们应该返回来关注乡村。幸运的是，乡村还在，我们还有机会重新找回它。”我的乡村还在，不用寻找，就在那山里。不过它也不是原来的乡村了，它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不仅是在新农村建设中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要趁脑和手都还行，多写写它。虽然已为故乡写了那么多文章，但认真想一想，仍没有真正写出乡村文化的底蕴和精神。所以，我不能止步于此，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争取写出一些有内涵有分量的作品来，向父老乡亲交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