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君斌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养也。才有大小，故养有厚薄。”这是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来滕视察后写下的《滕县公堂记》中的一段话，其大致意思是：有才干的君子出来做官，是用自己的才干来换取天下人的供养。才干有大小，所以供养也就有厚薄。众所周知，滕州古为“善国”，善风善韵曾流传千年。苏轼避而不谈“善”而首谈“养士”，以此开篇，其强调的恰恰是养士文化在“善国”形成中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养士”文化才是滕州的核心文化。

　　滕人谈“养士”，多将首功归于孟尝君。战国时期，滕人孟尝君养士三千，成为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而其治理下的薛国，也发展成为拥有6万户人口的齐国第二大城市。至今，孟尝君的养士佳话仍被津津乐道，正如诗中所写：“千年野亩荒碑在，行路犹能说姓名。”而一个被大家广泛忽视的事实是，早于孟尝君的滕地标志性人物——滕文公才是真正的“养士第一人”。滕文公曾问政大儒孟子，并礼聘其来滕讲学，“馆于上宫”。也正是他礼贤下士的“养士”之举，才引来包括农学家许行等在内一大批人才来滕创业并定居，滕国自此“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明代尚书湛若水在《吊滕文公文》中感慨：“一时闻风者，莫不悦服，而愿为之氓，庶几乎王业可成”。只是随着朝代的更迭与世事变迁，滕人更多地谈起“善国”时，“养士”也就逐步融入了“善”文化的语境中，“善”文化与“养士”文化合为一体了。

　　滕人的养士之风从战汉至宋，元人亦不甘落后，只是“养士”也改变了形式，被滕州性善书院继承与发展。书院在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教养相资、教养一体的发展模式。所谓书院养士，即指书院不仅不收取生徒的束脩，且提供膏火、课奖、花红等津贴与奖励经费，使士子无衣食之忧而安心求学的举措。大德四年（1300），滕州知州尚敏拿出自己的俸禄带头捐资，连同商民共捐银5000缗兴办义学，划拨官地三顷为书院学田，免费为贫困学子提供食宿。养士之风也积淀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滕州多彬彬之士也”。延祐年间，滕州同知张忙古歹“又给以使相乡户绝地二顷一十八亩”作为书院学田。天历三年（1330），知州曹铎再次“增给礼教乡官地五顷”，不仅如此，他还丈量学田，立下界碑，向礼部申请文牒，对书院学田详加保护。至此，滕州性善书院学田达到了“十顷三十余亩”，这一数字居于全国书院的前列。而到了道一书院时候，1861年，知县赵敏功“虎口夺食”，将本应充作军费的书院基金归还书院，购买了802亩学田，并设董事一职负责书院养士经费的收支，从而充分保证了学生免费在校食宿。

　　不仅是书院，滕人的养士之风还体现在兴办义学等诸多方面。清道光年间，教谕成兆丰捐俸倡修学宫，在滕县民间募集白银共计1600余两，“夙夜鸠工，二载而成”。候补知县杨浩则“益乐为善，助修道一书院，复捐田一千二百亩，为普济堂”。明代嘉靖年间，滕人孙祯于县城东门北捐立义学。光绪十二年（1886），黄宝晋与徐文洪每年捐资先后120缗，在滕县县城关帝庙内创建义学。明清两代，滕县进士人数达到了30人之多，举人、贡生等更是数不胜数。对于书院养士之功，明代太子太保林俊在《性善书院记》中曾这样认为：“请先之于滕人，士将群趋而至焉，以风天下，又可也。”

　　从古至今，养士文化是滕州一缕从未消失的烟火，也像地下奔腾的岩浆未曾释放的精神。现如今，两座以“养士”命名的酒楼已悄然屹立在城市的东西。多元的滕州饮食文化与养士精神也同样滋养着每一位滕州人，正促使这座“善城”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