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君斌
“神灵扶其栋宇，历千载而弥坚。永安宁以祉福，长与大汉而久存。”恰似鲁殿灵光，古风犹存。始建于唐代元和年间的滕县老县衙，乃滕县县城东移时所建。老县衙饱经历史风雨的洗礼，几建几毁，再毁再建，至今，明代修建的县衙正堂依然保存完好。它是鲁南地区仅存的明代县衙古建筑，距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
现如今，县衙正堂前屹立着一块滕县公堂记碑（仿刻），碑文为宋代大文豪、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所作，在碑文中，苏轼对滕县知县范纯粹（范仲淹之子）重修县衙的事迹进行记述的同时，也提到另一位滕县县衙更早的修葺者，“自天圣元年，县令太常博士张君太素，实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赞善大夫范君纯粹，自公府掾谪为令，复一新之……”此人便是早于范纯粹52年在任的滕县县令张太素。
张太素何许人也？相关的历史书籍中多言其“生平不详”，但在查阅相关的历史材料后发现：张太素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人，他是以钱惟演为核心的洛阳文人集团中的重要一员，其与欧阳修、梅尧臣、富弼、张先等人共同成为洛中名士圈核心人物。张太素因晚年职位不高，故名不显于后世，这也造成相关历史信息严重缺失。
今天，作者不揣浅陋，对其生平作以简要考证，以补史缺，以彰先贤之迹。
据碑文可知，天圣元年，张太素是由太常博士的身份转任滕县县令的。太常博士是专掌议礼的官员，主要职务是讨论谥法，品级虽为从七品，但唐宋时期声望较高，号称“清选”，多以进士等有学识者充任。单从“太常博士”这一职位来看，张太素似乎应该为进士出身，是北宋前期文坛与政坛的早期新锐。
对于张太素在任的时间，《滕县公堂记》落款时间为“元丰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东坡文集》中也曾记载：“二十二日，为滕令范纯粹作《滕县公堂记》。纯粹替去，交代新任王安上立石。”据此可知，范纯粹卸任滕县县令的时间应为1078年7月前，接替他的是王安上（王安石弟弟），苏轼安排立石纪念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肩上。按照宋代知县三年一任的惯例，范纯粹的到任时间为1075年，由此前推52年，天圣元年张太素应该是在自己任期的最后一年重修了滕县县衙。那么，张太素担任滕县县令的时间大致应该在1020到1023年间。
古有俗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历代官吏多避土木之役，唯恐劳民伤财，落人口实而徒招非议。张太素于离任前夕主持大修县衙，看似逆势而为，实则是不忍留敝政残局，不负一方水土的为政担当。彼时县衙破败倾颓、屋宇朽坏，历任官吏皆置之不问，唯独张太素迎难而上、兴修公宇。滕县旧志虽未对其官声详载，但苏轼52年之后仍特意于碑文中点明其开创之功，足见其勤政爱民与务实有为，想来也绝非因循守旧、趋利避害之辈。其离任修衙、不避劳怨的操守，更为后世范纯粹、王安上等守土之臣树立了为政标杆。
离任后张太素去了哪里，历史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别人与他唱和的几首诗词以及文人记载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答案。
“洛城车隆隆，晓门争道入。连袂纷如帷，文者岂无十。壮矣张太素，拂羽择其集。远慕邺才子，一笑欢相挹。虽有轩与冕，攀翔莫能及。人将孰君子，盍视其游执。”这是欧阳修在天圣九年写下的《七交七首·张判官》诗，其在诗中提到张太素与题目中的“张判官”应为一人。在宋代地方行政体系中，判官为幕职官之长，作为太常博士的张太素应为正七品官（改制前），“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这些也就表明，1031年的张太素在西京洛阳就任“河南府判官”一职。
下面我们来看看欧阳修眼中的张太素。“壮矣！张太素”，这是大文豪欧阳修对器宇轩昂、气度雄健的张太素发出的由衷赞叹。“拂羽择其集”，言其择友标准极高，如良鸟振羽，不随流俗，只与君子交；“远慕邺才子”，他追慕高风，尚风骨、重气节；“轩冕莫能及”，是说他清高自许，轻功名富贵，尤重品格与才德。显然，才高、气傲、择友严、轻功名的清流君子张太素，是欧阳修最敬重的朋友之一。
“人将孰君子，盍视其游执。”正所谓观友而知其人，下面让我们看看张太素的“朋友圈”。天圣九年至景祐元年在当时的洛阳地区活动着以钱惟演（吴越王钱俶第七子）为核心、谢绛为实际盟主的文人集团，今天可考的知名者共约二十二人，张太素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而且他还是著名的“洛中七友”之一。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记载：“府尹钱思公（惟演）、通判谢希深（绛）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公（欧阳修）与尹师鲁（洙）、梅圣俞（尧臣）、杨子聪（愈）、张太素、张尧夫（汝士）、王几道（复）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尝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洛中七友”多是河南府长官（判河南府）钱惟演的年轻僚属：欧阳修，推官，天圣九年时二十五岁；杨愈，户曹参军，三十岁左右；张汝士，推官，三十五岁；河南府属县的有梅尧臣，河南县主簿，三十岁；尹洙，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三十一岁；张太素当时任河南府判官。综合多方面考量，我们认为张太素的年龄应该在三四十岁之间为宜。他与文友们充分参与上司钱惟演经常组织的诗酒酬酢，游园登山，访僧谈道，品茗赏花等文化活动。天圣九年六月，欧阳修曾记述过一次在普明寺后园大字院避暑吟诗的情况：“故与诸君子有普明后园之游。春笋解箨，夏潦涨渠，引流穿林，命席当水，红薇始开，影照波上，折花弄流，衔觞对弈，非有清吟啸歌，不足以开欢情，故与诸君子有避暑之咏。太素最少饮，诗独先成，坐者欣然继之……”李白斗酒诗百篇，但一个不善饮酒的张太素也同样才识敏捷，只是非常可惜其诗作没能流传下来。
除了日常的衙门公事，“文章道义”和文化娱乐成为张太素在洛阳任官时期的重要社会活动内容，增加人际交往的密度，才使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成为可能。年轻的他精力旺盛，充满创作欲望和艺术想象，敏锐地感受着时代氛围和文坛风会。这也使得张太素等人的创作在宋初文学的因革嬗变进程中，发挥了首开风气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渑水燕谈录》记载的“洛中七友”，皆称字而不称名，由此可证“太素”为其字，而非本名。那么张太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还有，嘉祐五年，梅尧臣病逝汴京，欧阳修作《祭梅圣俞文》悲叹：“念昔河南，同时一辈，零落之余，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恰如落月晨星，旧友相继凋零，截至1060年，世间唯有欧阳修孑然独存。
那么，张太素又卒于何时，最终葬于何地呢？
2004年5月，洛阳市孟津县朝阳乡杨凹村出土了一块正史无载的《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并序）》，其中给出了答案：“君讳庚，字太素。”但认真阅读墓志铭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碑文中并未提及张庚任职滕县县令一事。但通过认真梳理碑文中的张庚事迹，却发现与文章前面提及的相关史实高度吻合。“钱文僖公留守西京，辟为其佐，不听，权邠州观察推官，转运使举监河中府白家盐场。”钱文僖公就是指钱惟演。“辟为其佐”正可与张太素在洛阳就任“河南府判官”一职相证。“不听”，这里虽然显示张太素并未接受邀请，但其成为洛阳文人集团的一员确为不争的事实，且墓志书写者王尚恭恰为此集团成员，与张太素交好，这就更增加墓志的可信度。墓志的记载与梅尧臣、欧阳修的诗文所记完全吻合，欧阳修《七交七首·张判官》一诗可证，后任“邠州观察推官”，又与梅尧臣在天圣九年秋冬之际的《张太素之邠幕》暗合。通过以上分析，毫无疑问，张庚就是滕县县令张太素，张庚，字太素。
“（张太素）少砥砺读书，究治乱安危之意，故举以文学称，而选以政事显。中天圣五年进士……”张庚正是因为文学才能出众而被举荐为“太常博士”，“选以政事”正可印证其出任滕县县令一职。不过，与我们先前认为的稍有不同的是，张庚中进士的时间为天圣五年，这晚于其任滕县县令的时间。
“（张太素）知光州，道得疾，以皇祐元年六月十七日卒于和州，春秋五十一……熙宁八年四月乙酉葬君于河南府河南县杜泽原……君家沧州之东光县……”五十一岁的张太素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病逝。熙宁八年，其归葬洛阳邙山。据此，我们大致推断出：张庚，沧州东光县人，出生于太宗至道、咸平年间，其任滕县县令时年方25岁。
“君自大理寺丞四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散官至朝奉郎，而勋至骑都尉”，尚书屯田员外郎为从六品官，朝奉郎为正七品，骑都尉为从五品，因此可见，张太素一生获得的职位并不高。但就是这样一个宋代中下级的官员，其政绩却异常卓著。“仁宗召问边事，称旨，赐五品服，给以装钱，谓中书曰‘张某材可用’。”张太素曾得到过皇帝的赞扬与赏赐。而细论其才能，在任职西北防务中，不仅“开屯田”“筑龙竿城”、运军需、筹军饷等一应军务“悉出君画”，而且他深通韬略，能做到料敌于先，这一点，尤为难得。在治理地方时，他兴水利、平盗匪、决冤狱、“兴学校”并亲自执教。每到一地，“君于举创必尽人之善，否，则加礼贤者，故尤有治声。”张太素政绩卓著，官声极佳，滕县时期亦当如此。
历史上的张太素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清官。“薄于财利”的他将俸禄大都用来周济亲朋故旧，一生并未留下积蓄。所以当他去世时，“则无以衣食其孥”，家中妻儿的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见此情景，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优待其后人，“以劝天下之廉吏”，希望朝廷将其列为清官的表率来激励天下。
张太素的诗文作品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全宋文》卷三九四收其三文：《乞寝停纳粟授官奏》《陈秦国公善政录》与《重修馆驿记》。
行文到此，我们也同样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碑文的作者为王安国，是王安石四弟，而后来为《滕县公堂记》的立碑者是王安上，也同样是王安石的弟弟。张太素曾在抗击西夏的军中效力，而1040至1044年，范仲淹曾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总领西北防务……冥冥之中，仿佛这一切有着我们无法知道的某种联系，也许历史以世人无法看清全貌却又脉络清晰的方式来最终完成了“闭环”。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张太素开滕县修衙之始，范纯粹承其仁政、踵事增华，苏轼撰文纪德、传其美名，王安上勒石立碑、永续其功。在亚圣孟子“过化”的滕国善地，四位宋代士大夫跨越五十二载光阴，接续为善、勤政为民、以道自守。他们不以权势相结，不为私利相谋，唯以道义相契、以仁政相承、以气节相励。这份跨越时空的同道相守、一心为民的吏治担当在一方碑石上凝聚，它是王朝世事最鲜活、最质朴的历史注脚，也让我们真切窥见千古士人立身守道的傲世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