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有趣的人。不管他们是语言有趣的人，还是行为有趣的人，甚或是一个灵魂有趣的人，都是极可爱。

　　我有一位堂叔，没读过什么书，但说话特别有趣。即便是一件小事，经他说出来，也是别有趣味的。他描述一个人，只需三言两语，就形容得形神毕肖，即使你不认识那个人，也能想象出他那有趣的模样了。堂叔说话的音调不高，特别有节奏感，舒缓得宜，张弛有度，那种很好的节奏感，往往会造成一种冷幽默的效果，让人听后忍俊不禁。在堂叔的嘴里，方言俚语，谐音包袱，信手拈来，朗朗上口，合辙押韵。年少时，我特别喜欢听堂叔说话，那种自带喜感的效果，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想想，堂叔大概算得上是我们村的脱口秀大王了。

　　金岳霖先生是逻辑学教授，但他的很多行为，却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有趣之处吧。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说：“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而我则觉得金岳霖先生是极为有趣的一位。金先生一生未娶，日子却过得很有趣味。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到桌子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一人一鸡，同桌而食，情形可以想象。

　　金先生是个很有童趣的人，他喜欢买个头大的梨和石榴回来，拿去和别的教授家的孩子比，比输了，就将梨或石榴送给小朋友们，然后再去买更大的梨或石榴，再去和孩子们比，乐此不疲。金先生八十多岁时，领导建议他要多接触社会。于是，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拉着他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大圈，汪曾祺说：“我想象出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车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

　　金先生有趣，也非常重感情。他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好友，在西南联大时住前后院。汪曾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接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一个人若能重情如此，又何止是有趣呢。

　　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常常会被感动，一家人能如此相处，多有趣，多幸福啊。只有有趣灵魂之间的碰撞，才会有这些让人感动的场景吧。杨绛先生在书中说，他们一家人偶尔外出下馆子，在等待上菜时，会观察其他桌上的食客，钱钟书和钱瑗还饶有兴趣地从食客们的对话中，想象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边吃饭边看“戏”。这样的事，想想都觉得有趣。他们一家人都很忙，因下乡、出差、出国访问而时常分开，但距离不会影响他们寻找快乐。他们在和家人分开时，会记下旅途中有趣的见闻，那是他们一家人的“石子”。回家聚在一起时，他们会各自拿出大把“石子”欣赏把玩，日子也就过得饶有趣味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真正有趣的人并不多。在生活中，能遇上一些有趣的人，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既然庸常的生活有些无聊，我们何不去说一些有趣的话，做一些有趣的事，让自己也成为一个灵魂有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