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何易于，当然是在《新唐书·循吏传》中，当时我就想，一个地方县令，为何被欧阳修写进了《新唐书·循吏传》，翻阅不少史料才发现，这里面确实有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欧阳修之所以不计何易于人轻官微，在《新唐书》中毅然为他立传，与那些朝廷高官并肩而存，是因为欧阳修当时也被何易于的事迹感动了。

　　何易于都做了哪些让人感动的事，让他自然进入正史，名垂千古呢？那就从他背纤挽舟的事说起吧。

　　何易于所在的宜州，刺史崔朴喜欢游山玩水，有一年春天，崔朴带着幕僚宾客春游到益昌境内时，命令何易于派遣民夫，为他的游船“挽纤”。接到命令的何易于来到河边“持笏引纤”，崔朴见县令何易于带领吏役亲自脱靴下水，扶纤前行，忙问其故，何易于笑着回答说：“春，民当耕蚕，时不可夺。易于无事，可以代役。”

　　崔朴听罢，知道这是何县令讥讽自己不惜民力，妨碍春耕，于是就叫船夫把船头调回去，顺水回州府了。自己则“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从此崔朴谨言慎行，深得百姓好评。何易于自己也名扬天下，深受百姓爱戴。这个故事还被移到海瑞身上，编成《海瑞背纤》，千古传唱。

　　益昌县有一些山区，不少老百姓在山上种点茶树，赚点零用钱，贴补家用。这一情况被朝廷知道了，便下了一道诏书，要在益昌县征收茶税，并明令地方官不得隐瞒、打折扣。何易于接到诏令后，对上级派来的官员说：“益昌是个贫困县，老百姓采茶换得几文钱尚不可摆脱贫困面貌，怎么还能加征他们的茶税呢？”何易于让上级派来的官员把诏书中关于加征茶税的条文划掉。那个上级派来的官员，闻听此言，大眼圆睁：“如果这样干，不仅我要掉脑袋，你何易于最起码也要判个流放之罪。”何易于正色说道：“我难道为了保住官位，就不管全县百姓死活吗？您放心，我何易于敢作敢为，抗旨不遵的罪责由我何易于一人承担就是了，绝对不牵连第二人！”事情就这样僵住了。碰巧，朝廷派到利州的观察使（相当纪检官员）是个明白人，知道何易于此事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民请命，便中止对益昌百姓加征茶税的诏令。

　　这样的平常细小之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县里有一位贫困农民死后，无钱以葬，何易于就用自己的薪俸帮助料理后事；对于缴税的老人，何易于特别垂怜，总是向他们问寒问暖，还常常送给饭食；如果能给县里行政提出好意见，更要特别招待，视为上宾；县民打官司，一般情况下，可由县丞处理，重大案件才需县令裁决，何易于当了益昌县令后，十分重视案件的裁决，总要亲自过问，当场弄清双方的是非曲直，依法裁判，不偏不袒，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唐代会昌五年（845年），朝廷职方郎中孙樵路过四川益昌县，当地百姓质问孙樵：“皇上设立考绩制度来勉励官吏，为什么我们的县令何易于仅仅考核为中上级？”对于这件老百姓为自己的县令鸣不平之事，孙樵通过大量事实考察，认为何易于确实是一位老百姓拥护的难得好官吏。心目中一位不谋私利，真心为民的好县官形象呼之欲出，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短文，要让天下知道何易于，让朝廷知道何易于，让皇上知道何易于，让后世史官都知道何易于！

　　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好人好事好文章，无胫而走，历久弥新。二百年后的北宋史学大家欧阳修看到了《书何易于》一文，大受感动，在进一步了解何易于其人的过程中，又从唐末宰相裴休的文章中看到了对何易于的称赞。裴休说，他当四川绵州（今绵阳）刺史时，其属下的罗江县县令就是何易于。这时的何以易于刚由益昌县调到罗江县，当官的地区变了，官位并未升迁，仍是县令。裴休亲眼看到何易于清廉简约，随从不过三人，是一位真正的父母官，为此，裴休还在绵州表扬过何易于。欧阳修经过多方了解、印证，何易于的形象在他眼前越来越高大，对于那些当政者不能赏识、提拔何易于，越加气愤。这就是何易于进入《新唐书》的缘由。

　　所以我们在为何易于点赞的同时，别忘了为孙樵点赞，为裴休点赞，为欧阳修点赞。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何易于，知道了何易于，至少他们爱憎分明，都是非常正直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