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他的作品清新秀丽，语言简明雅致，故事意蕴深长，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影响了当时文风。 

　　“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汪曾祺的这一自述，可以说贴切地概括了其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而在文论集《晚翠文谈》（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中，他更是将自己的写作经验与文学主张毫无保留地娓娓道来。 

　　汪曾祺在书中说，随笔写生活。在他看来，文学是对生活的写照，而在看似“随笔草草”的背后，无不凝聚着作者别致的匠心。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简单的一句话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同与不同。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汪曾祺认为，文学是反映生活的，所以作者必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以《受戒》为例，小说的故事背景和人物素材在40多年以前就有的，但是通过作者经年累月的思考酝酿，才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 

　　当时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面对类似“小说不像是小说”“小说中没有看到‘主题’”的质疑，汪曾祺坚定地回答：“我没有写过‘无主题小说’。” 

　　小说不能也不会没有主题，但它的主题最好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汪曾祺说：“我并不是很有意识地要针对时弊写作品来振聋发聩，但确是有感而发。”他的“有感而发”及作者的责任感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但往往会尽可能地不动声色。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作者在作品中就保持冷静，尽量不表示对于所写的人、事的态度。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感觉到，但是只能自然“流露”，而不能“特别地说出”。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 

　　文学高于生活，“高”在哪里？简言之，文学的作用就是使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更加诗化，具有诗意。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作家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他们的责任就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 

　　正因为如此，读汪曾祺的作品，会发现在许多人物形象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熠熠光辉，总能感觉到作者想要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粗略来看，其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还有一部分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汪曾祺自认为“我是很悲哀的”，但又说“悲哀也是一种美”。所以，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更多的是可以看到对生活的欣喜和对纯真人性的赞美，归根结底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要运用普通朴实的语言把生活写得很美，很健康，富于诗意。” 

　　“随笔写生活”关键还在“随”，作家的创作离不开随心而动的自由。这里的“自由”，不仅是指政策的宽严、政治气候的冷暖，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自己想象的自由、虚构的自由、概括集中的自由。一个作家如果真诚地反映出所了解的世界，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责任。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作者的感情、态度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就像有评论家指出，汪曾祺的文学语言有点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

　　翻阅《晚翠文谈》，如见作者与读者坐在一起道家常、话里短，言语真诚而温润，在直抒胸臆的交流中，展现出其中所蕴含的鲜明而深刻的道理。若说随笔写生活，正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