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他后来在陕西做了十年巡抚，修文重教，招贤纳士，兴修水利，著有《传经表》《续资治通鉴》，还出了一本《陕西胜迹图记》，在民间留下许多佳话。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帮同事值班的故事，正是这次帮忙，成就了他的状元。

　　乾隆十八年毕沅在顺天乡试中举，乾隆二十二年以举人身份授内阁中书，主要工作就是撰拟、结写诏令。后入值军机处，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会试分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四月初发榜，能否状元及第，还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试。通过会试的佼佼者，自然要集中精力加紧备考，为殿试做最后冲刺。

　　那年和毕沅一起参加会试的有他的同事诸重光、童凤三，平时关系不错，是同事也是朋友。三人之中，诸重光平时的成绩更好一些，尤其是书法，很出彩。

　　且说会试放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诸重光在军机处值夜班，但胜券在握的他却急于打听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日夜班还须请你代劳。”可见毕沅帮诸重光值班已不是第一次了。毕沅问，为什么？有什么事？诸重光坦率地说：“事情明摆着，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

　　毕沅觉得诸重光分析得不无道理，他承认诸重光的书法确实比自己好很多，夺魁的几率更大，就爽快答应了，再说他也希望诸重光能提前探听到消息。

　　就在这天晚上值班时，军机处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的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已是了然于心。

　　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人均中贡士，可谓皆大欢喜。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皇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于这样的时事政治题，士子们半天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下手，毕沅因看过那篇奏折，心中有数，答得很是顺手，写得也格外详实周到。他的卷子，得到了考官们的一致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批阅前十名贡士的试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内容都不够精彩，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眼前一亮，觉得应对有策，有理有据，颇对胃口，一番赞赏，御批为第一甲第一名。书法颇佳的诸重光，屈居第二，成为状元之下的榜眼。

　　这件事说起来凑巧，颇有传奇性，却也道出了毕沅老实忠厚的性格。他帮朋友值班，可不是一次两次。按理说，他们是考场上的竞争对手，都要加紧备考，谁的时间不珍贵，谁不想独占鳌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毕沅完全可以找个理由推掉，不帮这样的忙。可他还是无怨无悔地帮了，在帮忙的过程中意外地切中了殿试的作文题。

　　俗话说，忠厚得福。从高中状元，到帮忙值班，这似乎是事后的倒推，把概率极小的巧合放大成了一种福报和奖赏。但其实我们细想一下，帮忙的本心，是“照见”当下，不“计”后果。是当事人瞬间达成的一种可理解包容的平衡状态。（局外人的看法及吃亏与否的权衡，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不去考量、计较），所以才纯真、诚实，溢出美德。我想，这才是忠厚得福的正确解读吧。

　　事实上，毕沅这个状元可不是捡来的。毕沅，字纕蘅，小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南镇洋县(今江苏省太仓市)人。毕沅幼年丧父，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诗集》。毕沅在母亲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母亲又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因此毕沅后来能高中状元，虽是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哪有什么随随便便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