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几乎没读过书，他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也很尊重读书人，所以当了皇帝后也很勤勉地学习各种知识，对文书自然也非常重视，由于朱元璋是个非常务实的皇帝，所以他大力整顿文风，力求务实。

　　由于朱元璋学习文学时间较短，很多典故及辞藻并不熟悉，而当时的行文很多效仿宋元，辞藻华美却毫无意义，反而晦涩难懂，于是朱元璋便下令“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要求行文要平实无华，要有意义，拒绝华美而无用的辞藻，这也使得许多实干型官员得以重用。

　　明朝建立初期，大臣行文总是恭维朱元璋，夸耀朱元璋的功绩，导致文书十分浮夸。洪武四年三月，见翰林院所奏文书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对大臣们说：“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从此之后官员行文中便少了很多阿谀奉承及夸张之词，文书也通顺了许多，也间接改善了官场的风气。

　　虽然文书语言平实了，行文也没有奉承之意，新的问题出现了，很多官员呈上的文书十分冗长，这令朱元璋很头疼，因为朱元璋是著名的勤奋皇帝，事必躬亲，阅读文书实在是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有一次，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封一万多字的奏疏，朱元璋叫人念给他听，念了六千三百多字还不知所云，决定明天再听。第二天晚上，朱元璋元璋叫人继续把茹太素的奏疏念下去，一直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主题，这令朱元璋十分无奈，后来朱元璋命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为定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要求行文直奔主题，避免文章冗长，有效地克服了繁文之害，沉重地打击文犊主义，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总体来看朱元璋整顿文风主要是整顿了华丽风、浮夸风和冗长风，这对我们现在的行文也很有借鉴意义，虽说文无定法，但最重要的却是让人一目了然，言之有物，至于其他阿谀奉承、无用修饰等文字，弃之亦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