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班固与《史记》的撰写者——“太史公”司马迁，并称“班马”，是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史学大家。但鼎鼎大名的班固最后“死狱中”（《资治通鉴·卷四十八》），不得善终，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失误。

　　《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第三十下》记载：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

　　俗话说“宰相的家人七品官”。班固虽不是宰相，其家仆也狂得没边，连京都的父母官都不放在眼里，妨碍了人家的车骑，非但不认错，还无理取闹，借着几分醉意，把人家大骂一顿。洛阳令种兢很生气，但“打狗还得看主人”，碍于班固的面子，更忌惮班固背后的“靠山”——国舅窦宪，只得咽下了这口恶气。但那份“怨”终归算结下了，怀恨在心。

　　班固缺乏管教的子孙们目无法纪，恣意妄为，让其他官吏很头疼，苦恼不已。

　　因为北征匈奴有功，“大将军”窦宪威震朝野，权倾一时。后来，窦宪因“密谋叛乱”东窗事发，作为窦府红人与座上宾的班固，自然难脱干系，被“株连”下狱。随后，岌岌可危之际，班固平素“不教学诸子”所种下的祸端便凸显了出来。

　　于是，班固家仆曾冒犯过的洛阳令种兢伺机而动，见缝插针，落井下石，行挟私报复百般陷害之能事。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之下，此时的班固百口莫辩，难逃一死了。

　　按说，原本没有实质性参与“谋乱”的班固，罪不至死，况且因文采出众，班固又深得汉和帝的器重。谁能料想，名满天下的班固最后仍然在“底下人犯错”这种“无足轻重”的小事上栽了跟头？

　　“蚁穴失察必崩大坝”。细微末节的疏忽，亦可招致杀身之祸。

　　在做人处世方面，班固有欠缺。教子无方，疏于管教家人、奴仆，成为其人生旅途中的利刺和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