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地方志载录一方之山川形势、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典章文献，为“一方之全书”，历来为国人所重。方志修纂，肇于《周礼》，历代沿袭。自宋以降，渐成风气，迨及明清，此风更盛，官修私纂，蔚为巨观，遂成中华典籍一大门类。不仅可藉之“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更能“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以历史、名胜、礼俗、人物之美，激发民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滕州自古以来为“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邦”，历来有重视文教、编修方志的传统，从明代至民国，相沿不绝。隆庆元年（1567）邑人侯维藩梓行志书，惜已亡佚。嗣后万历十三年（1585）县令杨承父倡修《滕县志》，次年成书八卷。崇祯五年（1632）知县荆尔植延请名宿，就万历《滕县志》“稍加错综，间有附益”，仍编为八卷（今佚）。康熙十二年（1673），知县任玑“搜辑遗文，咨询掌故”，再为增补。康熙五十六年（1717），知县黄濬增修为十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县王政再次增修，厘定为十四卷。至宣统二年（1910），邑人生克中续补道光《滕县志》，成《滕县续志稿》四卷。民国三十年（1941）乡贤高熙喆、生克昭等主持续修，成《续滕县志》五卷，由国学大师张元济作序。此外还有光绪中修《滕县乡土志》《滕县图志》等。不到四百年间，计凡九开志馆，成书十余部，蔚然可观。吾滕文脉绵久，于此可见。

　　在古滕县志书中，目前存世最早的万历《滕县志》最为重要。万历以前虽有旧志，但“疏略无伦次，不足以备文献”。万历十二年（1673）县令杨承父设志馆，延请乡贤王元宾等主修县志，王元宾“自出古籍千余卷，又旁搜故典，遍及邑中碣刻”，历经两年，“旧志之汰去者十八”，编成新志。此志“始图经，次沿革诸谱，次灾样，次山川，次方物，次风俗，次创设，次赋役，次祠祀，次古迹，次列传”，不仅发凡举例、提纲挈领有开创之功，更因体例完善、内载赅备被视为楷模。后续多次修志皆以万历《滕县志》为基础，“谨遵王公（即王元宾）成案”，堪称滕州方志之根源典范。

　　万历《滕县志》存一邑文献，成一家之言，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如其中《方物》《风俗》《赋役》诸志，记录了当时滕州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田地、户口、租税及徭役等内容，为研究明代经济史和土地、赋役制度提供了珍贵信息，久为学界重视。《创设》《祭祀》《古迹》诸志详细介绍了当时滕州的城池、官署、庙宇、古迹等情况，为我们重现滕州的旧貌提供了最关键的凭借。再如《创设》《山川》《古迹》等志以双行小字附载诗赋，为后续县志《艺文志》之滥觞，保存了与滕县相关的古代诗文碑记，其荦荦大者如《创设志》所录苏轼《滕县公堂记》，为苏文之名篇；《祠祀志》所录明儒湛若水《吊文公祠》更是仅见于此的珍稀材料，研究者称其“既有填补湛若水研究资料之空白的文献学价值，更因其罕见地高度评价滕文公而饱含思想史价值”。类似金玉，展卷皆是。崇祯续修时荆尔植盛赞此志：“阅之恍若桃园乍归，华胥初觉，云山草树都在目中。卓哉史笔，为一邑之文献矣！”可谓定评。

　　万历《滕县志》的重新发现亦堪称佳话。崇祯三年准备续修时，此志因天启二年（1622）战乱已极难得，久之方寻得一部，至明末已颇少见。目前国内已无原刻本，一度认为已经亡佚。直至1984年，时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乡贤丁志刚先生在日本尊经阁文库始发现万历《滕县志》一部，乃设法交换得其胶卷，并优先将胶卷交给滕县史志办复制印行，传世孤本，遂重现于世。此后万历《滕县志》多次重印，并收入1992年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但长期以来，这部滕州最重要的方志却没有一部便于阅读的点校本。现在，在滕州市政协诸位同志的倡议主持之下，终于推出了万历《滕县志》的第一部整理本。校注者韩云冲先生利用业余时间逐字录入原文，再苦心孤诣断句揣摩，查找资料，注释校雠，切磋琢磨于同仁同好，请教释惑于学者专家，历时五载，始克蒇事。本书不仅作了标点，还对其中的字词典故作了注释和考证，并将原版书影一并附印，极大方便了普通读者阅读家乡县志，体例可谓尽善，功劳可谓卓异，用心可谓良苦！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当年参修万历《滕县志》的滕县儒学教谕方元修在全书最后的跋文中感慨说，读了此书“乃今而知滕之所以为滕也”。相信我们的读者在阅读这部《明万历<滕县志>校注》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知晓滕州何以成为滕州，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