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一些官员，出于自保或维护自身利益等原因，而在官场上奉行“躺平式”工作态度，懒政怠政，尸位素餐，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宋朝便有这样一位“躺平宰相”，他虽身居宰相高位，却在朝堂之上唯唯诺诺，缺乏主见和担当精神，甘当“传声筒”，毫无作为和建树，受到了当朝百官的鄙视和后世的诟病。他就是北宋宰相王珪。 

　　王珪（1019年—1085年），字禹玉，成都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王珪自幼好学，12岁时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长大后，更是博通群书，出口成章。庆历二年(1042年)，他以榜眼及第，拜在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门下，后任翰林学士、集贤殿大学士等官职。王珪文采出众，才思敏捷，提笔援成，深受当时文坛和朝廷的青睐。其文章气魄宏大华丽，自成一家，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他之手。清代文坛大家纪晓岚曾这样评价王珪：“其文章气象宏达，词笔典赡，足继二宋后尘。至其诗以富丽为主，掞藻敷华，细润熨贴。” 

　　如此大才，自然会得到重用。宋神宗执政时期，王珪升至尚书左仆射，官职相当于宰相。宰相权高位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百官之首，担负着管理国家大政方针的重任，绝对是实权派。王珪才华出众，深受皇帝的宠爱。在当时的官场上，他算得上是皇帝眼中的红人。正是倚赖这层关系，王珪更是一心一意巴结皇帝以保高位。他虽然才华过人，政治上却毫无建树，几乎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曲意奉迎上，处处讨好，时时观察，事事揣摩。每次上朝议事，王珪总是一言不发，更不提出个人的见解，对涉及国家大事的议题，只奉行一个原则：唯上是从。皇帝说往东他就往东，皇帝说往西他就往西，俨然是一个标准的“传令兵”“传声筒”。 

　　王珪的做法很受当朝百官尤其是御史们的鄙视。虽有御史弹劾，王珪却不以为耻，依然我行我素。每次上朝议事或呈送奏章时，王珪跪拜皇帝，高呼：“取圣旨！”皇帝批阅奏章后，王珪跪接并高呼：“领圣旨！”出殿后见到下属又高呼：“得圣旨！”“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成了他为政的固定程序和主要内容。于是，百官们便私下里给王珪送了个绰号：“三旨宰相”！ 

　　这个绰号满含贬义，讽刺王珪虽贵为百官之首，却是躺平怠政，得过且过，不献一策，不提一略——堂堂一国宰相，只起到了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 

　　由于当时官员对王珪的“为官之道”多有鄙视，所以“三旨宰相”的绰号不胫而走，成为百官和广大百姓茶余饭后的说笑谈资，也成为王珪躺平懒政、毫无作为的一种为官“标签”和历史评价。苏轼曾批判王珪一类的躺平官员：“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番评价，既指出了躺平的“病源”，又批判了躺平的危害，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顺便说一句，王珪尸位素餐，浑浑噩噩，不知理政，没有培育出良好的“家风”，致使其后代或碌碌无为，或为害一方，比如他的孙女嫁给了秦桧，成为陷害一代抗金名将岳飞的帮凶，即今天杭州西湖岳飞墓前跪着的王氏。只有其外孙女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了耀眼的光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女词人李清照。试想：如果王珪当年能够为官任、造福一方，为国事尽忠、为家事尽力，以其显赫的家族地位，足可以育出多位有作为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