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知道姜太公，因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俚语耳熟能详。可说起吕尚，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其实，吕尚就是姜太公，姜为姓，吕为氏，尚为名，史上多称吕尚。西周初年，吕尚被周文王封为太师，辅助文王与谋“翦商”。文王后，他又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

　　吕尚的“发迹”，似有偶然的机缘。相传，吕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做官，因功被封于吕。后来家道中落，至吕尚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吕尚年轻时在商都朝歌宰牛卖肉，还到孟津做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孜孜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为国效力。直至暮年，他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当时，正值殷商王朝走向衰亡时期。西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社会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吕尚获悉姬昌正在招揽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变化，伺机出山。一天，吕尚在磻溪垂钓时，与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不期而遇，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吕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良策，吕尚当即提出“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姬昌听后甚喜，亲自把他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

　　吕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兴周灭商制定了一列内外政策。对内，实行“爱民”政策；对外，实行“文伐”策略。在他的积极筹谋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和部落越来越多，为最后消灭纣王创造了条件。文王死后，太子姬发（周武王）即位，尊吕尚为“师尚父”，经常向他讨教灭商大计。后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吕尚率少部精锐为先锋，因商军士卒与纣王离心离德而纷纷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在吕尚辅佐下，武王终于成功灭商，完成了先王未竟的大业。

　　从史料记载看，吕尚一生著述不多，但其最有名的兵书《六韬》，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治国理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不过，后世曾有人考证认为，《六韬》非吕尚亲撰，而是战国时有人伪托于吕尚的著述。然而，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可知，无论《六韬》是不是吕尚亲笔所著，其内容反映的基本上是吕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及其韬略思想。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60篇，其中第10篇为《举贤》，主要阐述了举贤尚功、重用人才的主张。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尚功。”所谓“举贤”，就是推举贤能之士，把那些有才能、有智慧，能带领齐国百姓发财致富的人推举出来，委以重任；所谓“尚功”，就是以功绩论英雄，奖赏那些受到百姓拥戴的人，既包括物的赏赐，也包括人的重用。无论“举贤”还是“尚功”，都不分部族、出身、门第，一律凭“贤”论举、凭“功”论赏。吕尚还认为，只要君王和各级官员都能“举贤尚功”，就能改变国家“负海洪囟，少五谷而人民寡”和“辟草莱而居”的落后局面，使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在吕尚的用人思想中，对“贤”有着具体确切的衡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所说的“六守”，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这“六守”，虽然浸透着浓郁的儒家学说气息，但也可以从中体味到吕尚心中的贤人标准。吕尚始终认为，贤人要合于仁义忠信，要有勇敢精神和聪明才智。由此亦可看出，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可谓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基于自己的用人思想，吕尚曾推举许多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将领，并选拔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去训练军队、领兵打仗。他还重用了不少精通治国之道的贤才为齐国制定律法、管理经济，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使齐国在众多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宁戚就是其中一位突出代表。宁戚出身卑微，本是卫国的一个放牛之人，但吕尚不拘一格，让他主管齐国的农业事务。宁戚上任后，推行一系列鼓励农耕的政策措施，教导农民改进耕种技术，使齐国粮食产量大增。宁戚仕齐40余年，官至大司田，以其出众的才华和出色的政绩，赢得了齐桓公的赏识，称赞他为“齐国之栋梁，君臣之楷模”。毫无疑问，宁戚的脱颖而出，显然离不开吕尚的“慧眼识人”和“举贤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