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桥村的老人们说，这座铁桥是德国人修的。一个多世纪了，铁桥依然横跨在蟠龙河上，像一条沉默的巨龙。我站在桥头，河水依旧潺潺，只是比记忆中又清澈了许多。桥下的蟠龙河，早已吞噬了我家的五间土坯茅草房，那是1958年的事了。

　　我生于斯，长于斯。那时的张桥村，不过是鲁南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张、王两姓人家，世代耕作于此。父亲留着清朝剪辫后的短发，能背《三字经》《百家姓》，在私塾里识得几个字。母亲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伤了腿，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家里不到八亩薄田，养活着我们兄弟姊妹八人。

　　春天，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在河滩上追逐。蝴蝶与蜻蜓在野花间穿梭，我们赤着脚，踩着刚冒头的青草，笑声能传到对岸去。夏天，知了叫得最欢的时候，老人们摇着蒲扇在树荫下乘凉，我们则脱得精光，扑通扑通跳进河里。河水清凉，冲刷着我们的身体，也冲刷着那段艰难的岁月。

　　1958年，蟠龙河扩建，我家的老屋被拆了。站在已成河床的故居原址上，我第一次感到时光的无情。那年我十五岁，刚考上枣庄八中。大哥在焦化厂当生产科长，二哥当了村长，家里日子渐渐好过起来。我背着母亲缝制的布书包，每天沿着铁路步行上学。火车从铁桥上呼啸而过时，我总爱数车厢，一节、两节、三节……数着数着，童年就过去了。

　　1961年夏天，我穿上绿军装离开了张桥村。军用闷罐车咣当咣当地把我拉到了新海连。新兵训练在青口镇，烈日当空，汗水把棉质军装浸得能拧出水来。训练结束，我被分到二连，在海州前线修工事。夜里站岗，怀里揣着半块瓜干当宵夜。最苦是在沂蒙山区挖坑道，驻地与工地悬于半山，战士们每日往返十里陡峭山路，八小时劳作下来，军装浸透汗碱，沾满开山凿岩的粉尘油垢。山间无水，盥洗唯以搪瓷盆盛水擦拭，盆底总积着层灰浆。我时任二连文书，除日常军务外，须每日三赴工地丈量各作业面进度。腊月某夜，朔风卷着鹅毛雪拍打帐篷，我如常在寅时起身。手提马灯出帐，但见天地皆白，雪幕中依稀辨得羊肠小道的轮廓。行至鹰嘴崖转弯处，军靴突打滑，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坠下山坡——幸得山腰平台相阻，当场昏厥。后来才知，是九班长孙玉洪收工途经，在雪窝里发现我这“雪人”。卫生员高维祥连夜用担架将我抬至营部，军医查得七处擦伤。清醒时见床前结霜的油灯映着两张挂冰碴的脸，方知阎王殿前走了一遭。包扎毕，执意归队。晨操号响时，文书室的钢版蜡纸已印出当日施工进度表。而今每忆及此，总要对窗遥敬：一敬九班长背我下山的体温，二敬卫生员衣领结冰的汗碱，三敬那方接住我的山岩——天地之大德，原在这生死毫厘间的托举。

　　1964年转场到长清农场，日子好过些了。我当了排长，带着战士们种地、挖坑道。休息时，我们挤在礼堂里看《红色娘子军》。有个济南兵会拉二胡，傍晚常奏一曲《二泉映月》，琴声飘过麦田，让人想家。

　　1967年8月，我被派往肥城矿务局军管。两派工人武斗，我们夹在中间调停。有一次，我陪首长去省委汇报，看见有间办公室的窗户玻璃全碎了，冷风呼呼往里灌。我们在这里等了三天三夜，杨得志司令员得知，接待了我们，指示军管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把煤炭生产搞上去。楼梯间，杨司令拍着政委的肩膀风趣地说：“老伙计，这年月比强渡大渡河还难呢！”

　　转业到轻纺工业局，这十多年，是我最忙碌的岁月。跑项目、引资金、搞改革，滕州的纺织业终于有了起色。为了上酒精生产线项目，我带着技术员三下四川考察。在绵阳，我们住五块钱一晚的招待所，蹲在马路边吃阳春面。项目批下来那天，全厂敲锣打鼓，我站在高二十米的酒精塔前感慨万千，不容易啊！这里凝聚我多少心血和汗水，电视台来拍专题片《转业干部的风采》。片子播出那天，老伴特意炒了几个菜，儿子开了一瓶孔府家酒。大家庆祝了一番。这些陈年旧事，在晚风中轻轻飘散。

　　如今我走进了耄耋之年，有空就写写文章，忆忆过去。偶尔有老战友来访，我们就着花生米喝酒，回忆沂蒙山区的坑道、长清农场的麦浪。酒至微醺，总有人提起那座德国人修的铁桥——“老政委还记得吗？当年你说要带我们去张桥村看火车……”是啊，我记得。我记得河滩上的蝴蝶，记得夏日的蝉鸣，记得母亲瘸着腿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铁桥上的每一颗铆钉，都锈蚀着一段往事。岁月像蟠龙河的水，看似平静，却暗流汹涌，把一切都带走了，只留下记忆的泥沙，在心底慢慢沉积。

　　八十岁，站在新的人生起点，每一道目光都应当饱含对生命的热情与欢欣。那些逝去的点点滴滴，早已随着西沉的夕阳一同沉入时光深处，而我们只需张开双臂，拥抱清晨的第一缕朝阳，让灿烂的霞光温暖这崭新的生命篇章；那些曾经魂牵梦萦的美好愿景，如今在静谧的月光里，正被我们一一拾起，如同捡拾散落的珍珠。

　　前些日子，老部队聚会的烫金请柬翩然而至。我用手指反复摩挲着那些凸起的字痕，最终还是没有赴约。有些记忆，适合在独处时慢慢反刍；有些故地，不如永远封存在梦的琥珀里。就像那座铁桥——它锈迹斑斑的钢铁骨架横跨的何止是蟠龙河的湍流，更承载着我整整八十年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