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君斌

　　“早饭后，行五十里至南沙河打尖。尖后，又行十八里至滕县住宿，在道一书院作公馆。见客，坐见者四次，立见者两次，围棋一局。中饭后又围一局，写潘琴轩信一件，与幕友一谈，阅本日文件。在车舆阅《兵考》一卷，申刻又取一阅。申夫来久谈。倦甚。傍夕坐见客一次。夜改信稿二件。二更后小睡，三点睡，三更后稍能成寐。”在滕州市书院小学校史馆内，展示有这样一段引自《曾国藩日记》的记载。它表明：同治五年农历二月十三日，晚清重臣曾国藩曾造访并下榻于滕县道一书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曾国藩为何造访滕州道一书院”这个话题。

　　清朝末年，捻军几乎是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军。1864年，当南方的太平军被镇压下去的时候，遵王赖文光和梁王张宗禹等将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合并为联军。新捻军纵横驰骋于豫、鲁、苏各省之间，成为清政府新的政治与军事威胁。而此时，刚刚镇压完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再次被委以重任，北上督师“剿捻”。相对于清廷的重用，曾国藩似乎对再立新功并不特别上心。熟读历史且深谙“功高震主”“狡兔死，走狗烹”古训的曾国藩，在收复南京后，就选择了“刀兵入库，马放南山”的紧急避祸策略，果断向朝廷请求裁撤湘军，而对于曾在攻克南京立下“头功”的亲弟弟曾国荃，曾国藩更是严令其立即“复员”回乡。正是坚持这种“利不占尽，功不贪尽”的思想，所以此时一路北上的曾国藩，沿途走走停停，邹城拜孟子，曲阜谒孔庙，然后才慢悠悠从济宁转至河南周口“督师”，滕县道一书院也就成为了这其中重要的一站。

　　曾国藩在道一书院停留，其目的之一就是布置“剿捻”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阅读《兵考》、给潘琴轩写信以及频繁召见人员等事情中就可以看出。潘鼎新是著名的淮军将领，因镇压捻军调任山东任布政使，此时他正带兵驻防在济宁。曾国藩给其写信，应该是邀请潘鼎新来滕县商谈军务。这一点我们从他第二天移住界河驿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潘琴轩自济宁来，久谈”，“潘琴轩复来一谈。”

　　在清末的官场，一位封疆大吏兼朝廷钦差的出行，地方官员的迎来送往是万万不敢马虎大意的。而曾国藩不住县衙与馆舍，而独独选择住在道一书院。我们认为当时的道一书院建有专门的馆舍，用于来此讲学交流的学者及过往官员的接待工作。不仅滕县书院如此，这一点在其他地方的书院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其二，曾国藩之所以下榻道一书院，是源于一种其早年形成的书院情结。曾国藩曾先后负笈于双桂书院、涟滨书院以及著名的岳麓书院，从其常年写日记的习惯以及后来结集出版的做法来看，除有其明哲保身的重要政治考量外，更多显现出的是古代书院日记教学法在其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当然，曾国藩此次选择住道一书院在其一生经历中绝非孤例。同治七年八月，他奉调直隶总督。《莲池书院研究》一书这样介绍：“上任伊始，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往总督那样直接入住总督署内宅，而是破天荒地直接寓居莲池书院中办公，这在中国历代官员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充分表明了其振兴文教的明确态度和追求。”这一次，曾国藩在保定的莲池书院一住就是16天。

　　对于曾国藩这种特别且执着的书院情结，在一封现存于滕州博物馆的曾国藩信函中同样可以得到证明。信函正面的内容是：“荫之仁兄公同年左右：日内未得趋候为歉。台旌南发，弟现洗盏一饯，兹拟于初十日未刻，在敝庐奉早降。在坐者拟约吕鹤田、王雁汀、朱久香、罗椒生诸前辈。是日是否得间？乞即示知，以便往约各客。此请，道安。年愚弟国藩顿首。背面有字。”很显然，这是曾国藩为祝贺“荫之仁兄”升迁并饯行而邀请其赴宴所写的一封信。只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信的背面：“再岱云言：衡州府城石鼓书院山长张少衡先生学尹系伊弟业师，求兄不必更换；而莲湖书院山长欧阳沧溟先生系弟岳丈，亦求兄不必更换。此二事恐初十日忘记面说，故顺告闻。”“岱云”指的是陈源兖，他是曾国藩的好友，也是儿女亲家，信中谈到的石鼓书院山长张少衡的事就是曾国藩替他请托。而与莲湖书院山长欧阳沧溟的关系就更为直接了，他是曾国藩的岳父。书信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几句“悄悄话”反映出曾国藩在为两位衡阳当地的书院山长说情。

　　当我们对这两位山长有了充分了解后，就会发现情况绝非一般请托。建设一所名书院，当然需要名山长，曾国藩当然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就先让我们看看两位山长的情况吧。张少衡，名学尹，字少衡，湘阴人，嘉庆进士。其任官期间，政绩优异。而在其辞官归乡后的30余年间，他曾先后主持过宛南、濂溪、石鼓等多所书院，他潜心研究经学，擅长诗文，史评其文章雄伟离奇，为“湖南五家”之一。左宗棠、彭玉麟、陈源豫等诸多名人就出自其门下。欧阳凝祉，号沧溟，衡阳人，颇负才名，而且最早发现曾国藩才能的便是此人。道光四年，欧阳凝祉去好朋友曾麟书家中作客，见到了曾麟书仅有十二、三岁的儿子曾子城，这位独具慧眼的欧阳老先生，除对曾子城的诗文大加赞赏外，更决定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后曾国藩功成名就，这位欧阳千金也得封一品诰命夫人，当然这是后话。后来，为报答欧阳凝祉的知遇与培养之恩，曾国藩为岳父谋得了莲湖书院山长一职，并专门为莲湖书院题写对联：“莲香入座清，笔底当插成这般花样；湖水连天静，眼前可悟到斯道源头。”不难看出，这是一幅嵌字联，它在巧妙的将“莲湖”二字嵌入上下联首外，还形象说明了儒家思想观念和治学态度。而成为莲湖书院山长的欧阳凝祉，更是将毕生智慧与精力凝结于莲湖书院，他教学有成、桃李争妍的教育追求也在这里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曾国藩在衡阳操练湘军时，就经常在莲湖书院休憩、读书，并同欧阳山长谈经论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欧阳凝祉不仅是曾国藩的岳父，更是其人生导师。通过以上分析，与其说曾国藩是在请托，不如说书信中更多展示出的是一种“为国举贤”“举贤不避亲”的文人情怀与担当更为恰当。“不问鬼神，问苍生”，在这份浓浓的书院味道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曾国藩。

　　那么，这封写着“悄悄话”的信又是写给谁的呢？王东槐，“荫之仁兄”指的就是他。王东槐，字荫之，山东滕县人，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而且两人还是翰林院的同事。共同的报国追求、文人的雅趣与风骨使两个志趣相投的官员相互关心与敬重，交情深厚。一次，恰逢王母做寿，曾国藩就专门写下《王荫之之母寿序》为其贺寿，文章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对这位教子有方的母亲大加褒扬。我们认为曾国藩此次来滕也应该与王东槐有关，当然，这也是曾国藩下榻道一书院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只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见不到他的“荫之仁兄”了。早在咸丰二年九月，王东槐调任岳州，协防武昌。十二月四日，太平军攻陷武昌之时，王东槐抱定必死之决心，返家仗剑驱赶弟弟带儿子逃命后，溺幼女于井中，然后与继室萧氏对缢而死。为表彰王东槐为国死难的忠节精神，咸丰三年，湖南巡抚骆秉章上奏朝廷，要求为王东槐在原籍建专祠纪念。咸丰皇帝准奏并为王东槐加官一阶，后又赐谥号“文直”，同时奖赏其子王宜勗等人。但因国事繁杂，战火频仍，为王东槐建专祠的事情便没了下文。关于这一点，想必也成了曾国藩的一块心病。现江南战事已平，正是需要表彰死难的功臣，进一步激励将士“剿捻”士气的时候，于公于私，曾国藩都应该当仁不让。

　　“见客，坐见者四次”，“傍夕坐见客一次”，“夜改信稿二件”，而对照曾国藩日记中的文字，我们并未找到相关明确的词句。但当我们认真审视下面这些句子时，同时结合曾国藩来滕之后的记载：“同治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皇帝，谥于本籍自行捐建专祠。”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了这样一幅画面：曾国藩在书院先后接见了王东槐后人、地方官员与乡绅，同他们谈起了王东槐的功绩，并鼓励大家筹措资金准备专祠建设的事宜，同时他还给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人修书，呼吁支持帮助。正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870年，“清授中议大夫王文直公专祠”在道一书院北面的不到50米的地方兴建起来。而祠堂的后殿，高悬的“千古完人”四字匾额连同立柱上“报君恩何时溺女在井悬妻在梁仁心完全大义，痛母死未葬逐子于城拜弟于馆忠贞炳著千秋”显目的楹联，均为曾国藩亲撰。

　　“二更后小睡，三点睡，三更后稍能成寐。”也许，进入梦乡的曾国藩见到了王东槐，一对老友笑着谈起了道一书院，谈起了孟子，也不由自主吟诵起那“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名句。往事已矣，今时如斯。今天，在拥有着沧桑古槐的滕州书院的旁边，一座百年的祠堂正巍然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