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云辉

　　现实从不是诗意的反义词，而是生命展开的原初场域。托尔斯泰在庄园里书写《安娜·卡列尼娜》，笔触却穿透贵族舞会，直达农奴制下的土地肌理；余华在牙科诊所的消毒水味中构思《活着》，让福贵的苦难成为一代人的生存隐喻。这些伟大的灵魂深知，脱离现实土壤的诗意不过是虚妄的泡沫。就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衣袂翩跹的轻盈背后，是画工们站在十米高架上，就着驼油灯雕刻的千万笔细节——没有日复一日调颜料、磨石青的“现实劳作”，便没有穿越千年的“艺术远方”。

　　承认现实的必要性，不是缴械投降，而是理解“责任”本就是生命的重量。父亲深夜为女儿扎紧书包带的手，母亲凌晨在菜市场分拣蔬菜的身影，程序员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行代码，都在为某个“远方”埋下伏笔。正如海子写下“从明天起，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喂马劈柴”的现实烟火，恰是通往“周游世界”的必由之路。

　　但人类若只有现实的“胃”，没有精神的“眼”，便与蝼蚁无异。当外卖员王计兵在等单间隙写下“月光在左，影子在右，我与自己的脚印，签订了一份互不抛弃的契约”，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诗行，正是困在现实中的人对自由的本能叩击；当农妇韩仕梅在灶台边译出“我啜饮过生活的甘苦”，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里，分明有但丁穿越中世纪的回响。这些在泥沼里种玫瑰的人，用行动证明：现实能限制人的处境，却无法囚禁精神的维度。

　　远方的意义，在于让人在重复的日子里看见例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建立在“夏日长抱饥”的现实之上，却以精神的超越性，将“种豆南山”的劳作升华为存在的美学；苏东坡在黄州赤壁的江风里顿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不是逃避“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困境，而是在现实的铁壁上凿出照见永恒的裂缝。精神的星光或许不能缩短从A到B的距离，却能改变行走其间的心境。

　　理想的生命形态，应如胡杨般“生而一千年不死”——根系深扎荒漠汲取水分，枝叶向天空舒展成风景。作家李娟在阿勒泰的牧场记账单、赶牛羊，却写出《冬牧场》里“雪粒在睫毛上结霜”的诗意；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们数十年与壁画为伴，在修复颜料的化学方程式里，读懂了古人“飞天”的浪漫想象。他们的生活证明：现实的褶皱里藏着诗的密码，精神的光照能让平凡的日子显影为传奇。

　　站在劳动节与诗的交界处，我们不必歆羡他人镜头里的远方，因为每个认真活着的人都在书写双重叙事：早高峰地铁里默背的单词，是通向更大世界的车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时，自己先被童话照亮的眼睛；加班后路过便利店，买下的那支送给自己的玫瑰——这些现实与远方的隐秘对话，正在编织生命的经纬。当我们学会在责任中安放热爱，在庸常里捕捉神性，脚下的土地便不再是束缚，而是托举灵魂升空的云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