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童年总是浸润着潮湿的味道。茅草屋顶的缝隙漏下的雨丝，在泥土地面砸出深浅不一的水洼，叮叮咚咚敲打着角落处接雨的盆盆罐罐。父亲蹲在漏雨的墙角，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冰凉的额头：“等爹攒够了青砖钱，咱就不住这漏雨的房子了。”那时他的眼睛映着灶膛的火光，像藏着整个春天的希望。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开始为盖房子而四处奔波干建筑活。

　　父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泥瓦匠。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抹灰时能做到手腕翻转如耍太极，砌的砖缝能走直线，瓷砖对缝连游丝都穿不过，他的手艺就是行走的招牌。建筑队的工头们常说：“老刘砌的墙能当标尺使。”据说，他虽然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瓦工比赛，但凭他的手艺应该能达到顶级瓦工的水平。母亲常说，她嫁给父亲，多半辈子都是在和他一起盖房子。父亲对盖房子情有独钟，他说房子是家的根基，有了好房子，日子才有盼头。

　　我和哥哥的小学时光，是在父亲的瓦刀声中醒来的。天还未破晓，他的黄胶鞋就碾过门前的碎石路；月上柳梢头，还能看见他在煤油灯下清点攒了多少盖屋的毛票了。那年在村东头盖第一处瓦房时刚出正月，房子的地基是父亲和母亲一起打的，他们一锹一锹地挖，一筐一筐地运土，手上都磨出了泡。房子的地基是用石头块砌成的，父亲挑石头的眼力劲最让我佩服。在乱石堆里，他只需蹲下身子扫一眼，便能精准挑出棱角契合的石块。遇到磨盘大的顽石，他也不硬搬，而是半蹲扎马步，掌心贴住石面转两圈，找准重心后一声低喝，石头便稳稳落在地基凹槽里，与相邻石块严丝合缝，像是天生就该长在那里。特别是那些在别人看来难以处理的石料，到了父亲手里，锤头与铁砧简单几下相击，总能被修理得服服帖帖，方的有棱、圆的无角，连碎瓦砾都能派上用场填墙缝。砌墙时，父亲手里的瓦刀更是一绝。碰到需要改尺寸的砖块，他用眼角余光一瞟，瓦刀轻轻磕打砖棱，“咔”一声便崩下整齐的边角，大小分毫不差。这些石头、砖块混着水泥灰，泛着潮湿的碱香渐渐凝结成了四间青瓦白墙的新房。当时我感觉父母就像在创造一个神奇的世界，一点点地把我们的家建起来。房子盖好后，我和哥哥特别高兴，终于不用再担心下雨天漏雨了。那四间瓦房也成了我们童年的乐园，兄弟俩在里面玩耍、学习，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第二次盖房是在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父亲认为，既为人父母就得提前给两个儿子都置办好房子。于是他花了一大笔钱从村委会手里又买了一处宅基地。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知道父亲在建筑队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才攒下了这笔钱。买了宅基地后，我们又开始了盖房子的工程。这次盖房子我记得更清楚，因为我也参与了劳动。父亲站在架板上垒墙，我负责搬砖、运砖，母亲负责往竹木架板上运送水泥灰和砖块。那段日子每天放学后，我就跑到工地上，把砖一块一块地搬到父亲旁边。刚开始的时候，我搬不了几块砖就累得气喘吁吁，父亲看着我，心疼地说：“累了就歇会儿，别累着。”但我看着父亲满头大汗的样子，又觉得自己应该多帮点忙。我们一起把四面的屋墙垒到该上梁头的时候，父亲便雇了几个劳力，帮着一块上梁。他说这是盖房子的大事，一定要隆重。上梁那天，父亲特意杀了一只养了三年的老公鸡，鸡血染红的房梁木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他眼里藏着的笑，红砖青瓦的房子终于盖成了。

　　命运总爱和匠人开玩笑。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安稳地过下去，没想到村庄重新规划，我们家的两处房子都被冲成了道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伤心难过，因为当时哥哥已经快到结婚的年龄了。父亲知道，家里需要更大的地方，哥哥结婚更需要房子。那段日子，父亲又开始为寻找新的宅基地奔波。他多次去找村支书，好说歹说，终于在村里找到了一处宅基地。为了得到这个前后院连在一起的宅基地，父亲忍受了很多委屈。他主动帮人家把旧房子里废弃的东西给清理了，那些旧房子里的东西又脏又乱，但父亲不怕苦不怕累，一点一点清理彻底。看着父亲忙碌的身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为了这个家，真的付出了太多。

　　最后一次盖房时，村里近门子的本家都过来帮忙。父亲站在脚手架上指导砌墙，灰浆桶在肩头晃出细碎的银线，落在他洗得发白的工装裤上。他教年轻瓦匠“砌墙要像做人，根基稳了才牢靠”，声音混着砖块相撞的脆响，融进夏日的蝉鸣里。当四间平房的楼顶终于浇灌完成时，父亲坐在门槛上擦汗，阳光穿过斑驳的树荫，在他满是老茧的手上织出一张光亮的网。那是无数个日夜辛劳织就的网，网住了我们兄弟俩的青少年时代，也网住了那个在岁月里飘摇却始终温暖的家。

　　如今父亲的瓦刀早已生锈，可每次推开老家的房门，总觉得那些他亲手砌的砖墙还带着体温。阳光穿过雕花的窗棂，在瓷砖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像他当年画在地基上的石灰线，像他掌心永远洗不掉的灰浆印。他用一生诠释着：房子从来不是砖石的堆砌，而是一个父亲用血汗浇筑的港湾，是爱在岁月里最坚实的模样。

　　那些叮叮当当的雨声远了，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远了，唯有父亲砌的墙、盖的房，永远矗立在记忆深处，成为我无论走多远，一回头就能看见的、最温暖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