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君斌

　　名列《诗经》的凫山并不以仙家洞府闻名于世，但它关于伏羲、女娲等神灵的祭祀却是由来已久，历千年而不衰。正所谓地灵而人杰，凫山之阳的大坞一带历史上人才辈出，金代名医韩备就是其中一位。

　　风流多被雨打风吹去。关于名医韩备事迹的记载早已淹没在浩瀚史册与医学典籍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金文最》收录的《滕县神农黄帝祠堂碑》一文中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载：“方士韩公，名备，字安道，乃名医也。四方求医者如织……二十年间，祠堂修置三楹，壮丽雄大，丹雘彩绘方毕，尚缺神像。拟命工塑其神像，又恐寖久塑像庄严华耀暗恶，不为坚固。拟命工将铁以铸之，又虑盗窃顾而取以毁之，亦非坚固。乃与里人王革（字仲孚）议之，尽其思虑。命工于北山之阳，层峦叠岫苍岩翠谷之中，取云龛峭岌碧蓝之石。令匠者曲尽其巧，镌凿磨砻，雕琢穿刻，以为神像。凡数十尊，崇容严肃，威仪俨然，望之若动。使闾里之人，日严香火，不独为奉神崇福之所。”韩备四处行医，后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凫山一带，终日“与烟霞云山为之友”。即便如此，四方来求医者仍络绎不绝。韩备并不看重财物，发誓要用自己多年行医所得建一座医祖祠堂，即后来的神农黄帝祠堂。

　　“（福胜院）一在城西三十里雍傳村。宋崇宁间创，初为东岳庙，圮。政和间改宝光塔寺，金大定间重修，改名福胜。元元贞改建神农黄帝祠。”关于“神农黄帝祠”，《滕县志》中确有记载，就是位于大坞和福村西的福胜院。不过有意思的是，一个“神农黄帝祠”，《金文最》与《滕县志》却给出了不同的建立时间。《滕县神农黄帝祠堂碑》中的“贞元二年”（1154年）为金代年号，而《滕县志》中则称是“元元贞年间”，是元成宗的年号。两者相差近150年，且分属金、元两个朝代，孰伪孰真呢？我们在《金文最》中另一篇大定三年（1163）《敕建福胜院碑》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僧普则”。和尚普则这一线索在两篇金代文章中分别出现，可以佐证滕县神农黄帝祠堂建于金代。而通过“命仆于僧普则古刹，祠之所在”这句可知，神农黄帝祠堂就建在荒废的寺庙里。另外，对于“滕县神农黄帝祠堂碑”，《山左金石录》亦有明确记载：“朱昺撰文并书，惟系衔军学，有经谕，未见金历史百官志。盖金立国初依宋制，地有军名，至后尽升为州，于是官亦裁易，而史文不备多矣。”朱昺是金朝正式任命的滕阳军（今滕州）的学官，“有经谕”。而其名不见金史的原因，是滕阳军的升格官员裁撤造成的。结合以上各点同时对两篇文章中的记载进行对照分析，我们认为大坞福胜院的发展脉络应该是这样的：创建于北宋崇宁年间，最初为“东岳庙”，北宋政和年间改为“宝光塔寺”，后随北宋灭亡，北人南渡，寺庙荒废，金贞元年间，改建祭祀医祖的“神农黄帝祠”，大定间重修为寺庙，改名“福胜院”。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坞福胜院从最初的道观“东岳庙”到佛堂“宝光塔寺”，再到道家的“神农黄帝祠”，直至佛家的“福胜院”。在其中，我们于历史光影中看到了韩备的身影，虽渐行渐远，却愈发笃定从容。古语道：“（儒者）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能臣治世，良医救人，虽殊途却是同归。积二十年之功只为建成神农黄帝祠堂的韩备，让我们在凫山遇到了悬壶济世的医者，看到了大爱苍生，更感受到了责任与担当。在世事轮回中，在佛道转换之间，儒道释“三位一体”的中华文化也在凫山的大地上留下深深印记，那千百年来崇福向善的愿念也照亮了现实，为大坞留下了绵延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