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唐代“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则天、睿宗、玄宗时三次出任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姚”说的就是姚崇。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姚崇传》时，于天头上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姚崇能实事求是，不泥古拘旧，唯物唯实，不迷信盲从，狠刹借佛谋私、损公利己的不正之风，彰显了求真务实、利国为民的理政品格，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唐朝佛教盛行，按照唐制，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唐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尼。一些达官显贵竞相私造佛寺，滥度僧尼，许多富户壮丁乘机削发为僧，假意出家，以逃避徭役。

　　对此，身为宰相的姚崇谏言说：“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汩真教？”意思是信佛不在于表面，贵在参悟于心。办事对民众有利，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正当佛理。怎么能妄度坏人来亵渎真理佛法呢？”提出要严查假出家真逃赋现象。唐中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最终勒令1200多名冒充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

　　姚崇以真理为先、以社禝为重、以民生为大，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为流言杂音所干扰，不为个人得失所顾虑，坚持客观求实，充分体现了他忠心报国、为民请命的责任担当，正本清源、应变求变的斗争精神。

　　唐玄宗准备巡视东都洛阳，恰在此时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庙突然朽坏坍塌。宰相宋璟进谏道：“发生灾变，是上天用以警诫的，陛下应停止东巡。”唐玄宗又询问姚崇，他回答道：太庙本是前秦时苻坚所建，距今有几百年了，木头朽坏很正常，只不过是恰巧与东巡碰上了，陛下东巡是为了安抚百姓，且洛阳已作好准备，如果取消行程，反倒失信于天下。唐玄宗赞赏姚崇的看法，按原定计划继续东巡。

　　开元四年，山东地区发生大规模蝗灾，老百姓笃信蝗灾是天降之灾，惧怕灭蝗会遭来天谴，于是烧香拜神，祭天消灾，眼睁睁地看着庄稼被蝗虫嚼食而不敢捕杀。

　　面对此情此景，心急如焚的姚崇上奏，援引《诗经》和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认为古时有除蝗而没能灭尽的，是因为没有尽力。只要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除尽。唐玄宗于是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杀灭蝗虫。

　　然而，让姚崇没想到的是，灭蝗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拒绝御史的灭蝗命令，他上书说：“消除天灾应当依靠德行，从前刘聪除蝗没有成功，反而造成的灾害更严重。”对此，姚崇写信嘲讽他说：“如果说靠德行可以避免蝗灾，你大概是没有德行才导致蝗灾的吧？现在坐视蝗虫吃庄稼而不救，因此而造成饥荒，刺史您怎么解释呢？”倪若水心虚害怕，于是下令捕杀蝗虫。

　　当时朝野上下持反对灭蝗意见的众多，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唐玄宗有些犹豫不定。姚崇力排众议，引经据典，列举魏朝和后秦时发生蝗灾不忍灭杀，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人吃人的恶果，指出“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批判平庸的儒家官员拘泥于条文而不知变通，指出事情有时要违背传统而合乎事理，有时要不拘事理却顺应权变的情况。并针对黄门监卢怀慎“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的论调，他说：“杀灭蝗虫拯救百姓，一切后果由我姚崇承担，不会推诿给您！”姚崇救民于水火的决心打动了唐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蝗灾之苦。

　　开元九年，姚崇病逝。他生前提倡薄葬，不做佛事。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告诫子孙“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任何知觉了，何必厚葬影响名声呢。要求自己死后素服入殓，不写经，不画像，一切从简，并要求子孙“依吾此法”。唐玄宗曾称赞姚崇说：“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