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某一天，宋太祖赵匡胤观赏宫女的镜匣，发现一面旧铜镜背面镌刻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

　　太祖大为惊奇，取镜子给宰相赵普等人看，询问为何在“乾德三年”会出现“乾德四年”铸的铜镜。

　　被后世称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虽身为宰相，平日里出谋划策颇有见地，但学识偏于实用，对历史细节涉猎不深。此时面对这铜镜来历，那是一问三不知，急得面红耳赤，支支吾吾。

　　赵匡胤目睹此景，不免有些失望，于是便召学士陶谷、窦仪前来询问。窦仪看过铜镜后，肯定地说道：“这必定是蜀地之物。昔日伪蜀王衍（王衍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的末代君主，其年号‘乾德’使用时间为公元919——925年）曾用过这个年号，应当是那时所铸造的。”

　　赵匡胤听闻，感慨万千，不禁长叹一声：“宰相须用读书人！”

　　这一声感叹，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在宋朝建立之前，中国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火纷飞，生灵涂炭。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后晋·列传十三》）”这句在当时广为流传的话，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混乱与无序。可以说，武将们凭借手中的兵权，飞扬跋扈——朝代的更替往往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赵匡胤同样是出身行伍。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果敢的决断力，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建立了大宋王朝。

　　亲历多年战乱，赵匡胤深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国家若要长治久安，非武力可独撑，那些学识渊博的读书人，才是治国不可或缺的栋梁。

　　太祖深知身教重于言教，身体力行方能垂范。自此开始手不释卷，并时常劝诫身边的臣子多读书。

　　在他的倡导下，宋朝朝堂上逐渐形成了一股读书学习的风气。然而真正想要“读书人”成为宰相之选，必先广开寒门晋升之阶。于是，在宋太祖及其继任者的推动下，宋朝科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不仅大力推崇科举，而且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还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防作弊制度，如锁院（考场与外界隔绝）、封弥（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密封起来）、誊抄（将考生的试卷重新誊抄一遍，防止考官通过辨认笔迹来作弊）等。

　　这些举措，最大限度地剥离考生身份与答卷内容的关联，使得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公正，让寒门才俊得以凭真才实学脱颖而出，甚至有机会官至宰相。因此极大激励了平民学子投身科举。

　　于是，众多寒门学子日夜苦读，钻研经史子集，只为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步入仕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范仲淹、王安石、吕蒙正等出身寒门的饱学之士，正是通过科举正途跻身宰相之位。

　　然而广纳贤才仅是第一步，要真正发挥“读书人”经世致用的才智，令其敢于直言进谏、锐意创新，还需营造一个安全、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赵匡胤立下了一个重要的誓言——“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这一誓言如一道护身符，为士大夫筑起了言论自由的藩篱。在相对自由、尊崇的文化氛围滋养下，“读书人”的智慧与才华得以在文学、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竞相绽放，百花争妍。

　　文学领域，宋词与唐诗双峰并峙，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苏轼的豪放、辛弃疾的沉郁、李清照的婉约，各领风骚，且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散文则继往开来，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欧苏曾王诸家并立，文体革新，风格各异，气象万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绘画方面，宋朝绘画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其细腻的笔触、生动的画面，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之作。

　　在科技领域，宋朝同样取得了辉煌成就。活字印刷术革新了知识传播，指南针推动了航海贸易与对外交流，火药的应用则深刻改变了军事格局；而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是集天文地理、数理生化之大成的科学巨著，展现了宋朝读书人卓越的科技探索精神。

　　不难看出，正是由“宰相须用读书人”开启的重文之风，最终结出了文化科技累累硕果。

　　当然，我们今天读书，不是为了当宰相，但在信息奔涌的当今社会，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