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雩谷亲家》收录于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五，是写给亲家孔继檊（号雩谷）的一封书札。孔继檊为孔子后裔、当时名士，袁枚亲生女儿（信中称宜姑，传世文献未载其谱名）嫁与其子。初读此信，极易被其温文尔雅的表象所惑：仿佛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辈，苦口婆心地为一场因女婿与陪嫁婢女私通而起的家事居中调停——既宽慰女儿，又劝解亲家，还引经据典搬出古训平息怒火，俨然家庭和睦、长者风范。然而写信者是袁枚，收信人是孔继檊，若仍如此理解，便大错特错了。
袁枚信中，温情脉脉的表皮之下暗流涌动，句句是绵里裹针。女婿与婢女私通生子，身为岳丈的袁枚本就耿耿于怀，信中名为劝解，实为挖苦；名为宽慰，实为敲打，通篇无一句粗鄙谩骂，却字字如软刀割肉，将女婿的丑行、亲家的虚伪与这场闹剧的荒诞剖析得淋漓尽致。这种“笑里藏刀”的笔法，正是性灵派文人在应酬文字中最高明、也最刻薄的讽刺艺术。
正文起笔，“适媐婗坠地之时，正仆到尊斋之日”。他到得真巧——巧得像掐着日子算好，只等那一声婴儿啼哭落地，便踱进亲家的门。以常理推之，绝非路过闲游，而是蓄意登门：他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以“和事佬”的身份掌控局面。这既是对女儿的撑腰，也是对孔继檊的示威——要让这位孔子后裔知道，丑事他已了如指掌，且亲自介入。“恰逢其时”的出现本身，便带着居高临下的压迫感。
面对女儿宜姑的愤懑，袁枚搬出“甘蔗旁生、螽斯衍庆”那套宗族繁衍的道理来开导。宜姑自小听惯父亲反道学的论调，愣了愣，终究听进去了——《诗经》“江有沱”里的嫡妻尚且知悔，又何苦端着一副醋坛子的模样。她勉强接受现实，同意将生子之婢抬为侧室，闺门之内的冲突暂时平息。事情至此本该一团和气：老泰山宽宏，女儿深明大义，女婿磕头谢恩，婴儿认祖归宗。多美。
然而孔继檊归家之后，事态再起波澜。他身为孔氏圣裔、朝廷在职知县，极重门望与官宦体面，家中出了儿子私通婢女生子的丑闻，于礼教名声是一桩难堪事。于是摆出严父姿态，要行“义方之训”，准备动用“夏楚之威”，杖责儿子，借惩罚子弟向外宣示治家有方，挽回颜面。
消息传到随园，袁枚笑了。他明白：孔继檊并非真要教训儿子，而是做给亲家看，做给圣门的脸面看。儿子与婢女私通，传出去是家教不严；可真打下去，倒显得孔家连这点子嗣之事都容不下。这出戏演给外人，也演给袁枚——你看，我孔家门风还是要的，我这个做爹的还是讲规矩的。
正是针对这番故作姿态，袁枚写下这封书札。信中文采斐然、连串用典，骨子里却是随园老人对亲家的挖苦。
先用“不意”二字轻轻戳破窗户纸，随即举芮伯万之典：“代人行妒，乃芮伯万之母所为，非芮伯万之爷所为也。”字面是劝亲家不必动肝火，潜台词却消解了他责罚儿子的合理性：代人行妒，那是芮伯万母亲干的事，不是他父亲该干的。翻译过来便是——你一个老公公，替儿媳妇吃哪门子醋？这一句，将孔继檊故作严厉的虚伪面具撕得粉碎。再引《韩诗外传》“冠子不詈，发子不笞”的古训拦住体罚，不给他借责打儿子来修补声誉的机会。
全信最绵里藏针处，在“斗谷于菟”一典。《左传》载楚国贤相令尹子文（斗谷于菟）为野合而生，袁枚写道：“而况《左氏》载斗谷于菟，亦是野合而生，岂非贤郎所为，直是继迹先贤耶？”凡读过《史记·孔子世家》者，都记得那句著名的“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叔梁纥与颜徵在正是“野合”生下了孔子。这件事是阙里孔氏两千年来最敏感的家史公案：后世儒生为这两个字辩了两千年，或说年龄悬殊不合礼仪，或说野外祈祷感天而生，甚或考作“野居而生”——人人拼命为圣人身世开脱，正因为“野合”二字太刺耳。
作者不可能不知这一点，却偏偏挑中一个“野合而生”的斗谷于菟，兴高采烈地对孔亲家说：你看，野合生出的孩子照样能当令尹、成大贤，你儿子这不正是效仿先贤吗？明里是为女婿开脱，暗里却借着收信人是孔子后裔，逼他必然联想到自家始祖的记载。这层双重讽刺堪称登峰造极：一面把一桩不齿的丑闻包装成“家传光荣”，一面用最尊崇的“先贤”之名行最狠毒的挖苦。孔继檊若反驳，便是否认先贤；若不反驳，便是默认子孙的淫乱是“传统”。袁枚不直接点破孔子，却借典故暗作勾连，恰如指着和尚骂秃驴——你们家祖上那位最了不起的圣人，也是这么来的；如今你儿子不过是追随家族旧迹，又何必装出一副严守礼教、大动家法的模样。
骂完了，还给台阶。袁枚换上慈眉善目的面孔：“老亲家请自含饴，无劳执朴。”——您老安心抱孙子吧，别再假装拿棍子打人了。这句劝解与“将施夏楚之威”前后对照，把孔继檊先前的“表演”彻底定性为多余的做作。
紧接着又搬出汉律“奸妻婢者，厥罪曰姘，罚金四两”，看似普法，实则算账，并建议道：“鄙意，亲家有抱孙之乐，宜捐俸金代儿赎罪，即广张汤饼，开销此项为佳。”既然有了抱孙之乐，不如拿出四两俸禄大摆汤饼宴（满月酒），把钱花在庆祝上岂不更好？这番建议看似豁达，实则进一步解构孔继檊要维护的礼教体面：一桩本该遮掩的家门丑闻，反倒该大肆摆酒张扬。真办了汤饼宴，等于当众认下这个私生子，先前那顿“夏楚之威”便白演了；不办，便是小气、不通人情，连袁枚这个老泰山都不如。这种反讽把孔继檊的面子踩在脚下，却逼他不得不笑着接受——台阶都已替他想好，再纠缠便是“不识抬举”。
进退两难。
综而观之，袁枚的立场十分复杂。作为父亲，女儿遭此委屈，他内心不平，才特意选在新生儿降生之际亲赴孔家，现场以宗族大义劝谕压服女儿，令她咽下委屈维持表面和睦；而写给孔继檊的这封信，表面劝亲家宽待儿子，实则句句戳穿对方借家法保全圣裔、仕宦双重身份脸面的表演。你孔家讲礼法，我讲人情；你要打儿子，我要请孙子；你最怕“野合”二字，我偏说这是“继迹先贤”。读半辈子圣贤书，到头来还得按随园老人的办法，掏银子、办宴席、含饴弄孙去。
孔继檊读信时脸上必红一阵白一阵，可又能如何？总不能为了这点面子真把儿子打死。罚银四两，汤饼一开，众人便都有了台阶——只是那台阶，是踩着孔家的祖宗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袁枚思想通脱，反对刻板礼教，此事却牵涉亲女受屈、亲家又以礼教自矜，故书信外圆内锐，调和是表、讥刺为里。他熟谙典故，以古事做皮里阳秋的挖苦，不做厉声斥责，把一场家庭丑闻处理得既“体面”又“致命”。这种笔法绝非偶然的文字游戏，而与他的人格与文学主张深度契合：作为性灵派领袖，他主张“情欲为人之本”，反对道统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广收女弟子，行为不拘礼法，为当时士人所侧目。正因如此，他对孔继檊这种以“礼法”自居而实则虚伪做作的正统士大夫，天然怀有一种解构的冲动。
讽刺不靠情绪宣泄，而靠智力碾压；不靠直白指责，而靠委婉暗示。温文尔雅的表面之下，是洞悉人性的冷峻与毫不留情的解构——以“性灵”的锋芒刺破“道统”的虚伪，用最尊崇的先贤之名行最狠毒的挖苦之实。此信既维护了自家女儿的尊严，又彻底击溃了孔继檊的心理防线，还让对方不得不承他的“情”。
在讲究“面子”与“礼数”的社会里，直接冲突被视为粗鄙，真正的较量却藏在引经据典、温言软语的背后。袁枚这一封“温情”的书信，不仅展现了性灵派文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才华，更映照出古代士族社会人情世故与权力博弈的幽微。这封书札，既是清代士大夫家务纠纷的第一手文献，也充分体现了袁枚诙谐善讽、借典故暗藏机锋的写作特色。
文人的笔，果然比刀子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