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信里有三位收藏家朋友，一位是古钱币银锭收藏家王金鸥，一位是红色收藏家闫和亮，再一位是收藏报纸、各种证券、门票、烟标等的王延安。三位先生的共同特点是：几十年如一日，执着于收藏这件事，且在某一收藏领域成就卓著，造诣非凡。前两位是我所熟知的，一位是前同事和挚友，一位是师专同学。我与延安先前并不熟悉，后来在同一个微信群里才彼此有所了解。延安比较活跃，不长时间就会在群里推出一个专题与大家分享。受他的影响，我也想在大家面前晒晒自己的收藏，聊聊自己因收藏结识的师友。其实对于收藏我还是一个门外汉，所收藏品不成规模系列，甚至连一个专题也凑不齐，譬如集邮和集币，都是支离破碎、有头无尾。然而，既然是收藏，点滴体会还是有的。
我收藏的起点很低，第一件藏品是餐巾。20世纪90年代，公务招待活动比较多。当时餐桌上已出现了餐巾，且品质逐渐提升、式样逐渐增多。一日偶尔思及，收藏餐巾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每次参加完活动，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要忘了拿餐巾，旷日持久，也便聚沙成塔、积少成多。闲暇时拿出来观赏一番，算是忙里偷闲、自得其乐。说来也巧，在我收藏的餐巾中发现有一条上面竟然印着我的名字，这是哪家酒店的餐巾呢？我平时并没有发现滕州有和我同名同姓的人呀！更遑论用名字作酒店名。这件事对我一直是个谜。
谜底虽没有揭开，但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一条小小的餐巾好像没有什么，可又不仅是简简单单的餐巾呀，一条餐巾代表的是一场酒席，这些年来我竟然参加过那么多酒场，还多是公款宴请消费的。公家一席菜，农家一亩田。触目惊心呀！我麻木的神经开始苏醒，收藏餐巾遂止步于此。后来机关大刹公款消费吃喝风，再后来酒店餐馆也用纸巾代替了布餐巾，布餐巾退出了餐桌，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我收藏的餐巾，大部分被妻子送给农村亲戚做衣服当口袋，剩余的都被当作抹布用了，带有我名字的那条餐巾也不知所踪。
我自主意识下的收藏还有文学期刊，这源自我对文学的热爱，最早收藏的文学期刊是两本60年代出版的《人民文学》。1972年我参加县里举办的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学习班，在滕县一中门南旁发现有人卖废旧文学期刊，便花五毛钱挑了两本《人民文学》，如获至宝，一直珍藏着，不时拿出来翻阅。
我喜欢阅读文学期刊，也喜欢收藏，早期在村里，就订阅过三四种，如《山东文艺》《湘江文艺》《四川文学》《内蒙古文艺》等。1976年，文学、艺术刊物陆续复刊，我订了《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人民戏剧》《大众电影》等。直到现在，每年都要订阅二三种文学期刊或丛刊。我的文学期刊，读过后都像新的一样，从来不舍得当废品卖，即便中间搬过几次家，也没舍得丢下一本。眼下我家除了收藏有五架图书之外，还有两三千册文学期刊，几乎各个房间都堆叠着一两摞。妻子数次嫌占地方，想处理掉，都被我力保下来。
这些文学期刊中，一大部分是自己订阅的，还有一小部分是赠阅的。比如黄强主编寄赠我的《时代文学》，持续了二十多年。现在他人虽已去了，但那些《时代文学》却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橱里。每当看到它们，就像故人相见一样，会忆起我与黄强交往的点点滴滴。
收藏书画是早年间的事情，现在想来就像发生在昨天。所藏作品的书画家有的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浮现在眼前，他们挥毫泼墨的情景仍不时再现。艺术不老，作品永存。他们分别是：马士晓先生、张悟先生、刘敬文先生、李华亭先生、王先仁（岳石）先生、刘繁昌先生、孔庆恕先生、吴广君先生、王开山先生等。当下依然健在的书画家也不少，如蔡可刚先生等，恕不一一列出。收藏是讲缘分的，不仅与作品有缘，更要与人有缘。如果我不曾在新闻单位工作过八九年，是不会认识那么多书画家老师和朋友的，也更不会喜欢上书画收藏。工作的关系，让我走近他们，有的还建立了深厚友谊。如殷昭龙、袁家运（乔西）两位先生，自90年代经郭轩方（鲁樵）老师介绍结识后，我们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袁家运先生因身体的原因已很少出门，可值得高兴的是，春节朋友聚会时我又见到了他，且身体恢复得不错。昭龙先生这些年一直在浙江宁波一座寺院从事佛教工作，每年回来我们都会见一次面，且每次他都赠我书法作品。最让我心疼的是郭轩方老师，他和我属于忘年之交，我比他大了整整两旬。我与他的交往始于90年代初，三十多年来他没少帮助我，每年两个节日他都会登门看望我。然而，山高水长，丹青路短，今年春节后的一次朋友聚会，竟然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的最后一面。他的英年早逝，让我十分悲痛。他留给我的书画作品，也必将成为我收藏中最宝贵的那部分。
《滕州日报》创刊五周年时，在郭轩方老师的协助下，报社举办了一次书画展。征集信发出后，书画家纷纷响应，书画展结束后，在郭轩方老师的策划和精心编排下，出版了《〈滕州日报〉创刊五周年书画作品集》，得到了书画界的好评和赞赏。多年后回顾，那次书画展就像磁石一样把许多书画朋友吸引到一起，并建立了长期友好关系，而这一切都源于郭轩方老师，是他凭借自己的关系，主动联系各地书画家，向他们求取作品。
征集作品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滕籍书画名家，如王学仲、马士晓、谭以文三位书画名家，都按要求及时提供了自己的书画作品。最难忘的是，经滕州老乡介绍，我和同事专门去了一趟苏州，登门拜访谭以文先生。不巧谭以文先生正在香港办展，我们虽然扑了空，事情却办得异常顺利。谭以文先生的父亲谭世忠老先生，听说我们是从老家滕州来的，像对待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接待我们，并且一再向我承诺：“老马同志，您放心，字我一定让以文给你们写。”当时谭以文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走进苏州城，抬头就可以看到以文先生题写的牌匾。
从苏州回来不久，就接到了谭世忠老人寄来的书法作品，谭以文先生除了给报社写了一幅字外，还送了我一幅字。另有一幅谭世忠老人为我写的小楷《前出师表》。我与谭世忠老人结成了忘年之交。老人不仅字写得好，古体诗也写得好。有两年作协办《鲁南文学》，老人数次寄诗作与我。后来老人又给我寄过一幅书法作品，是《后出师表》，同时寄来的还有他女儿谭美兰的一幅书法作品，以及一本介绍谭以文书法作品的《中国书法》。一家出了三位书法家，并且有一位闻名全国，我曾经为之惊叹！谭以文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闻名的书法大家，与渊博的家学是分不开的。
还有马士晓先生，说来我们还是自家爷们，但报社征集书画作品时我和士晓叔并不认识。征集作品后我们开始联系，有一次士晓叔回乡省亲，还专门到报社与我相见。不久后他为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让运军兄弟送到报社，直接交到我手中。
还有一位朋友我不得不说，就是济南书法家尚云先生。那天检索书画藏品，我数了数，仅尚先生的书画作品就多达五六幅。尚云先生是个热心人，他知道我喜欢书画收藏，除了向我提供他本人的作品外，还代我向其他书画朋友索求作品，并求一位著名书法家为我的一本册页题写了名字。
我一直认为，收藏是讲缘的，收藏的作品也是有温度的。用孟中文先生的话说：“任何一件藏品从来都不属于哪个时代的哪个人。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彰显、文明的延续，而收藏家又都是有使命的。上帝只不过利用人的贪念和痴爱，在某个历史阶段以使用或收藏的方式让某些人拥有，其实就是让他们保存。也只有这样，想拥有它的人才舍得高价购回，买回后才会好好收藏珍惜，宝贝才能得以一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