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回老家收拾旧屋，整理收藏的一些书刊报纸时，无意间发现了当年县文化馆编印出版的《群众文艺创作选》一书和几份1980年的铅印文学小报《荆河》。那本《群众文艺创作选》是县文化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而选编的，文集和几份《荆河》小报选编了我的几篇习作，那应算是我真正开始学习写作的处女作吧。看着这些纸张有些发黄的书报，一下唤醒了我尘封四十多年的记忆，与县文化馆相关的那些往事一一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初识结缘

　　说起我与滕县文化馆的缘分，应该从1978年冬季滕县文化局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算起。因为我们鲍沟公社参演的一个文艺节目，有我参与作词，因而和文化站的领导一块参加了那次全县文艺汇演。演出后我们公社的节目获了奖，因此我也获得了县文化局颁发的文艺创作奖。会后公社文化站马昭敏站长等人带我到县文化馆玩了一会，见到了文化馆的部分老师。那时县文化馆坐落于荆河北岸路西，与人民影剧院斜对过，设施比较简陋，院子不大，只有几座瓦房。在北办公室马站长向我介绍了几位老师，至今记得上名的有张悟老师、沙栋居老师、张寒朗老师等人，老师们平易近人，热情待人，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之辈熟识起来。从此我也记住了县文化馆的位置，为以后学习出入提供了方便，自此我与县文化馆和老师们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参加县第一次文艺创作会

　　自从那次到文化馆，我对县文化馆格外关注起来。以往文化馆编印的宣传材料，都是由公社文化站布置我们业余作者写稿，由公社文化站转交，县文化馆的老师再选编油印下发，供下面各部门文艺宣传之用。后来我就直将稿子寄到县文化馆，那时稿件邮费由文化馆支出，我们邮寄稿件只要将信封剪去个角就可邮寄了。文化馆的老师也会根据需要不时向我们寄征稿启事，这样，我与文化馆的联系就多了起来。老师的督促和鼓励，使我的写作热情不断高涨，我的一些习作也经常出现县文化馆编的油印宣传材料上，有的也成了我所在学校宣传队的排演节目。县文化馆有时也趁星期天组织我们业余作者学习文艺创作知识，特别是1978年党中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文化馆的老师要求我们要跟上时代步伐，摆脱文革影响的桎梏，写出时代新声，这都给我们这些初学写作者指明了方向。由于我写作比较勤奋，引起了文化馆老师们的重视。

　　1979年11月，我有幸接到了县文化馆寄发的县委宣传部关于召开全县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通知。那是滕县的第一次文艺创作会议，在县机关招待所召开。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都是县直部门及二十多个公社的业余作者，包含了文学、曲艺、戏剧、音乐、美术书法多个门类。那次会议我第一次见到了在滕县文艺界早有名气的王牧天、张晶、侯贺林等老师，也与我的高中老师朱绪龙先生重逢。还有文学创作崭露头角的几个青年才俊，如写诗的黄强，滕县有名的“三芳”：吕宜芳、李诗芳、徐化芳，正在写长篇小说的钟海诚（后来出版了滕县第一部长篇小说《小楼昨夜》等）。会议开了4天，第一天时任县文化局局长的商洪渡同志作报告，总结了全县文艺创作的成果，布置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艺创作的任务。在讲话中商局长还特别提到王牧天老师创作的《陈总在微山湖上》并背诵了侯贺林老师诗歌《新宴曲》的部分段落，这一切说明了商局长对当时县文艺创作的关注和重视。我当时在文学组参加学习讨论，张寒朗老师是我们的组长。会议座谈讨论期间，王牧天老师到我们文学组与我谈话（那时县文化馆选编的庆国庆三十周年《群众文艺创作选》在会议期间已下发，其中选有我的诗歌习作，可能引起了王老师的注意），牧天老师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和从事的工作后，对我的创作已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鼓励我要勤奋学习，努力多写多练，争取在业余创作方面踏上新台阶。那时我二十多岁，第一次与牧天老师交谈，没见过世面的我很激动也很拘束，不知说些什么，只是一味地点头答应着。

　　通过几天的学习讨论，群情激昂，大家一致表示收获颇多，对搞好文艺创作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散会后，我们又到文化馆集合，文化馆领导对有作品入选《群众文艺创作选》的作者进行表彰奖励，奖状是县文化局统一颁发的，奖品是《诗经选注·国风》一册、《世界文学作品选》（上下册）和一个人造革文件包，虽不贵重，但我们都非常兴奋。

　　“街头文艺”、《荆河》和稿费

　　县第一次文艺创作会议召开之后，全县文艺创作活动空前高涨，乡镇农村文化站建设初成规模。自1980年起，县文化馆的老师们开创了各种园地，为业余作者提供发表交流的机会。首先在文化馆大门两侧橱窗开辟了“街头文艺”，以手抄报的形式，用毛笔手书抄写作者们短小精悍的作品，不定期更换新的内容。我曾几次进城，专门到文化馆门前去看。有一回，我的一则小寓言也出现在“街头文艺”中，一看就是张悟老师别具一格的书法，标题和正文采用不同的字体书写，非常美观引人注目。

　　还有一年麦收之前，我到新华书店买书，走到百货大楼门北的街旁，看到有两块宣传板，其中一块贴着用红纸抄写的我的十几行小诗（应该称为顺口溜），内容好像是赞颂改革放开的，最后一行写着，“鲍沟公社杨祚合”。街头偶遇“自己”，街头文艺真是名副其实了。虽是“发表”在街头，读后却还是有点小激动。

　　县文化馆还挤出部分资金，出刊了铅印小报《荆河》，专门刊登全县业余作者的优秀作品和文学创作知识。除此之外，文化馆还有原来油印的宣传材料，不定期发表一些曲艺、文学作品并及时分发到各部门及业余作者手中。这些“刊物”大都是文化馆的老师们手刻蜡纸油印，或手工抄写张贴，除此之外还要选稿改稿，可想而知那些老师的忙碌和付出。有了这些园地，我的部分习作也先后登上了《荆河》和宣传材料的版面。自1979年起，文化馆还每年选编一本《群众文艺创作选》，汇编优秀作品，激励表彰优秀作者。

　　说起稿费，可以说是县文化馆的一项创举。那时各正式报刊刚恢复稿费发放，《荆河》虽是文化馆的自印小报，却篇篇有稿费，文章见报后稿费随之寄上。《荆河》的稿费是信封里夹带现金，别具特色。白纸糊的信封，下边印着“滕县文化馆”几个红字，也是张悟老师的字体。信封中装有一小纸袋，上写x期稿费x角。我的几篇习作有幸上了《荆河》，也按时收到了稿费，大都是三角五角，记得最多一次是八角，比当时《枣庄日报》副刊“山花”上发一篇小稿的稿费还要高些。虽是区区几角钱，可当时邮票8分一张，二三角钱即可买到一本诗集。稿费不多，可是一种激励，收获的是种成功感。纸糊的信封，可知文化馆的老师们是多么节俭，资金紧张仍给作者发稿费，又是多么的慷慨，由此可见文化馆老师们为繁荣滕县文艺创作的满腔赤诚！

　　特别的“考试”

　　东拉西扯写了许多，不由又想起在县文化馆的一次“考试”，至今印象深刻。

　　1980年代初，一个星期天，我接到公社文化站的紧急通知，赴县文化馆集合有任务安排。我和公社创作组的几个同伴，跟随站长马昭敏急急忙忙蹬车赶往文化馆。到达后，文化馆领导让大家到南会议室集合。接到通知的有几十人，都议论纷纷，不知要干什么。领导先安排每人领两张稿纸，然后说，时间紧任务重，上级领导安排要出一期宣传材料，内容是配合“严打”活动，不论体裁、篇幅长短，两小时交卷。

　　在位的听了，一时理不清头绪，迟迟下不去笔。领导在一旁催促，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室内静了下来，只听笔在纸上行走的沙沙声。我凝思一会，奋笔疾书，写下几十行诗句。又从头至尾修改润色几处，一个多小时终于完成任务，上交“考卷”。

　　规定时间到了，有的同伴按时完成，有的同伴只草草写下四五行上交了事。见此情景，我心想多亏平时多读了点书，练笔还算勤奋，没费多少精力就完成了任务，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没过两天，油印的宣传材料发下来了，公社文化站派人送我一本。我的那份答卷以朗诵诗的形式选入其中，那其实是应景之作，徒有诗的形式，当时能入选的原因不过是读来上口罢了。

　　无限情 铭心中

　　通过那几年的写作练习，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了一些提高，这得益于县文化馆老师的指导和鼓励。张寒朗老师曾几次给我说，要选准方向确定写自己熟悉的农村题材，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事实也是这样，20世纪80年初我的部分诗歌习作，先后登上了《抱犊》《枣庄日报》等刊物，都是写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变化的。

　　记得张寒朗老师调赴枣庄工作时，《荆河》停办了，他把我向《荆河》的几篇投稿（未来得及用的）退还给我，并写下一封充满鼓励的信，让我坚持不懈，继续努力争取更上一层楼。后来世事繁忙，那封信也弄丢了，至今总感遗憾。

　　1983年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承包责任制，公社体制也发生了改变，文化站随之变化，业余文艺创作也走向了自由发展，我与文化馆也渐渐脱离了联系。环境的变化，家庭的压力，写作的爱好不得不放下。文学梦应付不了柴米油盐，于是搁笔十余年。但曾经的追寻总在心中徘徊，文化馆老师们的帮助和期望总不能忘怀。我虽未成材，辜负了老师们的期望，但那时养成的读书习惯，勤于动笔，勤于思考的生活方式，总未改变，它有助于我的讲台生涯，有助于我的业务提升，有助于辅导学生们的写作，它使我受益一生。

　　后来我重拾初心，兴来挥笔，曾有少许文字散落于报角网络，至今仍乐于其中。

　　悠悠岁月，经历过的总难忘记，滕县文化馆，那些可敬老师们，我永远记着当年那段时光。

　　一段缘，无限情，此情永铭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