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有林林总总的树木，乡人的秉性像低眉的菩萨一样善良，自然生态的林子大了，各类各样的什么鸟也有了。

　　曾有一只叫着“快熟快黄”“布谷布谷”的鸟从烟雨霏霏的江南翩跹而来。但不知为何一飞到杨柳青青的家乡，就其声殷殷、其音切切地改口成“花好稻好”了呢？可能是家乡变得越来越丰饶，让这只好鸟产生了赞美冲动。或者，它的前世就是一只能看图说话的精卫，当它一眼瞥见江海岸线稻棉之乡的丰收景象，就情不自禁地欢歌起来。

　　童年的老宅，家前屋后都是竹林。林子里有高高的老榆和香椿，春天的树上常有斑鸠、喜鹊、紫带子和百灵鸟鸣唱。一只刚飞到苦楝上的晨鸟，开始矜持得像零星的雨丝，尔后淅淅如雨点，继而似清流中的浆声，后来又宛若教堂早课的诵经，再接着如神鸟一般,吐出了一串字正腔圆的本地方言：“镬里——吃麦粥——”此刻，林子静得鸦雀无声，只有它以清奇的嗓音，在晨风中独领风骚地欢唱。这时，若有那棵老树在昏睡，一定被它的丽音之锤敲醒。

　　很喜欢这种婉转而啼的鸟鸣。曾阅鸟无数，可除了南腔北调的啁啾之声、除了大同小异的叽叽喳喳之外，多数的鸟鸣，听了半天竟不知所云。只有在老家，才经常听到这种标配乡音的原生态鸟鸣。“镬里吃麦粥”，每个转音的音节，就是一个干净的汉字，在字典上一查一个准。谁想把当时的农村生活略作概括，那么，这寥寥几字就够了。它的音色和小巧玲珑的背影，应该不是欧阳修笔下那只百啭千声的画眉，就是杜甫绝句中的黄鹂，或者是那只曾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青鸟。现在，已很少有这些动人心弦的鸟鸣声了。也许，家乡的夏天不再喝那碗滚烫稀薄的麦粥，这只暗渡春光的小鸟，就自觉地远飞他乡了。

　　相比之下，外国鸟的鸣唱并不见得如此婉转动听。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他日记中说道：几只驻足在电话线上的金丝雀，在和他作眼神交流时，就是几句干巴巴的：“来点面包——来点面包。”这叫声，真不如我邻居那只一边下蛋、一边唱歌的芦花母鸡来得悠然。

　　家乡有种形如鸽子的鸟，从它颈部的毛色上看去，灰底子上夹带的杂色小白点，似乎正向接地气的土黄色进化。这种鸟，时常隐匿在沟河田边，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这厮从音色上听，属于随乡入俗的“吴人说吴音”范畴，也仿佛“犬夜鸡晨”当鸣则鸣。究其音节，并非如《诗经》中描述的“孜孜、恰恰”和“蛮蛮、唶唶”，而是一束“怪、怪……”的警笛之音，声音急促而锐利，一种人不警醒、誓不罢休的气势。它不停地在临水的青纱帐中用男唱女声的怪音，向带着小孩劳作的母亲，传达“河深危险，请君当心”的神谕。然而鸣的时间一长，便让你有了倾听乌鸦叫一般的烦躁。但它和乌鸦的聒噪之意截然相反，仅是一次又一次的善意提醒。

　　鸟中最普通、最庸常的个体，应是麻雀。这个好动分子，身形机敏小巧，其声嘈嘈切切，犹如街坊邻居关于油盐酱醋茶的辩论，但侧耳细听也就是这么几句：“饥、饥”“吃、吃”。也是，民以食为天，何况鸟呢。它们细致耐心地网罗，终日不停地打捞田野上被人遗落的果实和籽粒。有时，它们像一个个摇头晃脑的穷秀才，刚对一篇晦涩的古文，产生低头斟酌的兴趣，却又左顾右盼地谋划诗和远方了。

　　它们成群结队时，声势浩荡。把浆果献给酿造者的稻草人，至今仍和它们苟合。这些小精灵一度与饥民争食，险被国民摇旗剿灭。田园的稻黍粟麦菽，因它们分食而减产，也因它们勤奋除虫又丰收多多。真让人褒贬难判，只好以功抵过。

　　人对鸟善，鸟便通人性，当年，黛玉为情所困，常作诗自吟，一只处于人鸟语境中的鹦鹉，也自然变得空灵起来。后来黛玉去世，它在人去楼空的潇湘馆，以哭诉的拟声借诗追怀：“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并以生命之魂为代价，甘愿掩埋在曹雪芹为林黛玉所作的《葬花吟》诗句中:“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和鸟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