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我的故乡燕庄年年种植大面积的黄烟，黄烟是生产队的经济支柱，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欢乐，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多年来，有关故乡种植黄烟的往事经常涌上我的心头，每当想起那段黄烟飘香的岁月，我心中就会涌动起无尽的感慨和怀念。
记忆中，为增加农业经济收入，也应人们的“嗜好”需求，生产队年年种黄烟，这是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政策的使然。黄烟是一种需要钾肥丰富的农作物，适应种植在中等肥沃的土地上，但要透气透水性好，还要近三年没有种植过茄科作物，且排水、浇灌方便的田地。
每年的春天，气温回升，万物复苏，乡亲们就开始备耕——选择合适的烟地，整平，晾晒，施底肥。适时培育烟苗——整理好一块块长方形的畦子，在畦子里均匀撒上黄烟的种子，用喷雾器洒过水后，用塑料薄膜罩起来保暖、保湿。过几天后，就会看到畦子里面星星点点翠绿色的黄烟苗长出来了。大约在烟苗移植前十多天的时候就做栽烟准备——按一米宽起畦，沟底宽约三十厘米，畦高三十五厘米左右，开好环田沟，在畦上挖出一个个窝，窝与窝的距离约五十五厘米。在风和日丽的天气，小心翼翼地把畦子里培育的烟苗移过来，一株烟苗一个窝，植好后，洒上水，然后等着烟苗慢慢长大。
春季是烟苗的成长期，人们要浇水、施肥、捉虫、除草等。不久，烟苗就长成一片翠绿，葱葱茏茏，长了秆，开了花，叶腋蘖生了幼芽（枝杈）。这时，农人们就会钻进烟地，沿着烟垄，一棵棵地渐次擗掉小枝杈，掐去顶了花的嫩秆（掐顶），让营养继续供给烟叶，使烟叶长得肥硕而宽大。成熟的黄烟有粗壮的秆，宽大的叶，桃色的花，样子生得很好看，成片地望过去，是美丽的景致。我们小朋友常在烟地里乘凉，玩耍，割草，爬来钻去，玩足玩够后，就手忙脚乱地拔（或割）点草，急急忙忙往家跑，头发整天像打蜡似的黏在一块，手上满是黑乎乎的烟油，黏糊糊的，很难洗掉。
自盛夏时就开始采摘烟叶，一直采到中秋过后、“寒露”前后。乡亲们采摘烟叶是有讲究的，他们按照烟叶成熟的程度，从底向上渐次采摘，不能一下子采光了，不然，烟株会被“气死”，不再生芽长叶了。我小时候，曾帮着母亲擗过烟叶：一头钻进烟地里，如进了热带雨林，潮湿，午后高温，感觉非常闷热。看准了那些大烟叶，从蒂儿处捏住往下擗，手中攥了一大把时，就搁下，再接着采，等采了较大一堆时，就从地里抱出来，放在已准备好的车子上或筐子里，运（挑）到生产队的烟屋院子里。
烟屋是烤烟的加工厂，很是简陋，布局也很简单，以用途的不同，我们生产队建了三座屋子。第一座是“烤烟屋”，四间，比普通民房既高又宽，一次烤烟量很大。因为要的是温度，所以四壁无窗，仅开一门，屋内地面上用砖、水泥板垒了一排排封闭严实的“火道”，两面墙等高相间地绑了一根根木棒，中间也用木棒搭上架子，等将成垛的生烟叶三五片一把地拴上“烟杆子”后，把“烟杆子”撑（挂）到架子上，就开始生火烘烤。第二座是“炉屋”，是与“烤烟屋”相连的一间小屋，田基上挖了地坑，挨着“烤屋”的坑头建造炉膛，严实地接了“烤屋”里的“火道”，待炉膛的炭火旺旺地烧起来，“火道”里会持续高温，在特定的温度下烘烤约五天，生烟叶就烤成了熟烟叶，便立马熄火。最后一座屋子就是“潮屋”了，因为刚刚烤出的熟烟叶很酥脆，要先放进“潮屋”里受潮，待变绵软了以后，方可挑选、打成“把儿”。“潮屋”挖得很深，不然，就生不出潮气。“潮屋”是紧贴了地面收口，很低矮，起脊，我们经常爬上“潮屋”顶玩耍。其实，不单单是“潮屋”的屋脊，也不单单是收烤烟叶的季节，一年四季，烟屋院都是我们儿童玩耍的乐园，和生产队的打麦场一样，留下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
大暑天，烟屋院是我们乘凉、玩耍的好去处。白天，我们在烟屋院周围的柳树、榆树上逮知了，搭人梯、顺着烟屋檐掏麻雀蛋。晚上，沿着烟屋檐摸麻雀，或晃了“剪子、包袱、锤”捉迷藏；在纳凉的大人堆里追逐打闹，“疯狂”地折腾；听大人们讲张家长、李家短，王家的媳妇、徐家的婆，孙家的梨子、田家的瓜……当听到大人们咋呼：“小兔崽子，捣什么蛋！再不乖，就找上个‘恶’媳妇管住你！”“狼来啦！狼来啦……”顷刻间，人们各自回了家。
在烤烟的日子里，就数“炉屋”最诱人。每逢生火烤烟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就围了上来。先帮着大人往“烟杆子”上拴烟叶（递烟叶），等到活儿快干完了，大人们也走得差不多了，再看看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哧啦啦”直往炉坑落火星子，便敌不住肚子里“馋虫”的怂恿，相互结伙，偷偷跑到不远处生产队的地里扒来地瓜、掰来玉米，央求烧炉的大叔帮忙烤吃。烧炉的大叔人品好，没脾气，无论是谁求他给烤地瓜或玉米，他都会帮忙，只是说“少吃、少吃点，别吃坏了肚子”。有一次，我“割猪草”回家经过烟屋，大叔喊住我：“过来、过来！”我过去后，大叔转身进了炉屋，用铁钩子朝炉坑里一掏，扒拉出一堆烤熟了的地瓜，说：“都拿回家吧！”我接过烤熟的地瓜，十分高兴，心想：大叔真好，又让我饱餐一顿。
烘烤黄烟的时间是有定数的，一般是每隔5天烤一炉烟。烟烤好后，社员们齐上阵，把烟杆子从烤烟屋里传出来，放入潮屋内吸潮。待烟叶返潮绵软了，队长就派人解烟，挑色，沓烟，装箱，装车，拖到公社收烟站或县卷烟厂去卖。生产队卖了黄烟后，总会按工分多少分给各户点钱。领到钱后，母亲都会到村里“供销社代销点”给我买上几块糖果；新学期开学时，我还能背着崭新的书包上学去。在天真幼稚的童年，黄烟给了我足够的快乐和幸福。
“秋分”到了，烟株上端的小叶也已采净、烘烤，开始刨烟株了，有的地块土质松软，“大力士”们可以用手拔，提高了劳动效率；腾出地来后，接着播种上小麦。就这样，从春天到秋天，黄烟经历了种植、管理、烘烤、销售的生产过程，为故乡人民带来了实惠。
到了70年代初，我上了中学。那时，在故乡所在的鲁西南平原上，就很难看到黄烟苗了。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黄烟，同样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而停种。一向热闹非凡的烟屋院渐渐被冷落了，荒废了。烤烟屋渐渐坍塌了，剥落了泥层的墙壁露出了土坯，失了顶的屋口朝向天空，像一座荒废的古城堡孤零零地矗在那儿。深入地下的“潮屋”，在停用的第三年就全部塌陷了，大雨过后，灌满了泥水，青蛙在水里“呱呱、呱呱”地叫个不停，成群的蜻蜓在水面上飞来飞去……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烟屋院那地方早就建起了一排排民用两层楼房，宽敞明亮，整齐划一，湮没了当年的踪迹，只有村里的老人，或经历过当年“种植黄烟”的回乡游子，还能清晰地记起那桔红的炉火和烧炉的好心大叔，还能想象着闻到曾经香气四溢的黄烟的芳香和烤地瓜、烤棒子的香味。
每当想起故乡种植黄烟的往事，我的思绪就被拉回到五十多年前的故乡，那一片片迎风舒展的金色烟叶，那一阵阵银铃般丰收喜悦的笑声，那一幕幕闪光的童年趣事……如影般闪动在我的脑海中，如梦似幻，撩拨着我的心绪。
故乡的黄烟，既没有云南烟草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也没有沪上烟草的优秀品质，但对我来讲，却独具乡情。我虽然不会抽烟，但我想用手中的笔去触摸那段看似清苦却异常温馨满足的流金岁月，只想用文字记录故乡种植黄烟的往事和自己童年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