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北京皇极殿之前，二十四岁的杨慎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正德六年的春风，好像特别偏爱这个从蜀地走出的才子，把他轻轻松松就送上了状元及第的云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他在琼林宴上是什么情形？风华正茂，头戴着宫花簪帽，骑着马，在御街上飞驰而过，连尘土都沾染了翰墨的香味，他的学问文章被天子钦点，名扬天下。那时的他，眼前该是一条直通卿相、青史留名的煌煌大道。

　　然而，历史的诡谲在于，它总在最辉煌处埋下转折的伏笔。嘉靖三年，“大礼议”的狂澜突然来袭，满朝文武都在君权与礼法的漩涡中挣扎。杨慎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选了自己觉得对的“大道”，就是带领百官跪伏在左顺门哭喊，用血肉之躯抵抗皇帝的意志。此举无疑惹恼了想要有所作为的世宗皇帝，一道冷冰冰的圣旨下来，本属于杨慎金碧辉煌的朝廷生活结束了，曾经的状元郎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一封诏书把他决绝地丢到了帝国西南那片被称作“烟瘴之地”的地方。

　　从京师的玉砌雕栏到云南永昌卫的蛮荒僻壤，这条路，杨慎走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是一条用血泪与屈辱铺成的道路，虽然镣铐锁住了他的双手，却没能束缚住他回头望的眼神。当那座巍峨耸立的京城在眼前、身后已化作一道灰白色的轮廓之时，他满腔悲凉！是忠心耿耿反遭遗弃的悲痛激荡心头？又或者是对“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信条最初的幻灭？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了。

　　也正因此，一个崭新的杨慎，在流放的终点——永昌，破土而出。这里没有典籍浩繁的翰林院书库，只有满山遍野的葱茏和陌生的乡音；没有谈笑有鸿儒的高朋满座，只有瘴疠的肆虐和求生的艰难。但正是这种绝境造就了杨慎的伟大。他把绝境变成了沃土，他没有被贬谪文人的顾影自怜所淹没，而是以惊人的生命力，完成了由庙堂之器到田野之魂的升华。

　　他俯下身去，真正扎进那片土地里，学方言，记民俗，查物产，访掌故。那些被中原士大夫嗤笑的“夷俗”，在他眼里成了活学问的源头活水。《滇程记》中详尽的山川道路图景，《滇载记》里对南诏大理历史的钩沉索隐，皆因此而生发。他的学问不再是书斋中皓首穷经的空中楼阁，而是浸着泥土气息，冒着生命温度的东西，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深邃，更持久的风骨？它不再是对帝王权力的直言不讳，而是面对生活本身时的不屈与拥抱。

　　他，当然不是死水无波。在无数的滇地月夜，他一定是常常想起蜀中的旧园，想起京华往事。那“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苍凉，还有那“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顿悟，都是他自己把个体的悲痛放到历史长河中，熬煮出来的超越的悲悯和智慧。

　　他终究没能活着回到他念兹在兹的故乡，客死于戍所。

　　杨慎这一生，是悲欣交集的壮歌。他用自己的命运昭示后人：学问的至高境界也许并不是为了得到一时的权柄，而是对个体生命和广大人世的深切体认与永恒关怀。状元名位最后总是会随着王朝诏书一同消失，但是那个在流放路上把苦难酿成诗篇、把孤寂变成学问的灵魂，却如同滇南翡翠，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愈发温润又坚强，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