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的功能有两项：一是吃，一是说。

　　吃，乃生存本能。不乱吃，防“病从口入”；说，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不乱说，禁“祸从口出”，既包括说也包括文字书写。既好吃，又好说的嘴，莫过于苏轼。结果是，新党旧党不管谁上台，都跟躲瘟疫似的，对他避之不及。真应了那句老话，“万恶‘嘴’为首”！

　　苏轼一出场，就因“嘴”上功夫，占据了聚光灯的位置。元祐二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参加了由文坛领袖欧阳修任主考、梅尧臣任副主考的进士考试。主考欧阳修，见苏轼在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所引刑赏论据，是“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之说！熟读经典的欧阳修，虔诚地向苏轼请教文章出处。苏轼竟一脸不屑地说，“事见《三国志·孔融传》注”。

　　这就让人尴尬了！孔融戏弄曹操父子本为熟典，文坛领袖欧阳修岂能不知？因“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之说，结怨于曹操的孔融，最终成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反面典型。苏轼高考化用此典，是质疑高考制度，还是戏弄主持高考的大佬呢？好在重才的欧阳修，并没为难嘴欠的苏轼，还公开表示，“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本应以此为戒的苏轼，恃才自傲，愈加口无遮拦。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破冰之举首选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苏轼立即反对，矛头直指王安石。带头上书朝廷，火药味十足地指责宋神宗偏听偏信，为王安石所惑，“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这不等于全盘否定改革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三条一出，宋神宗主导下的王安石变法，应该立即停止！处于变法关键时刻的王安石，不可能任由保守派发出反对声，压制变法。再者说，非议宋神宗主导的变法，往大里说，是跟朝廷唱对台戏；往小里说，是妄议顶层设计。恰巧，借御史台谢竟温弹劾苏轼，王安石顺水推舟，让苏轼远离变法中心，熙宁四年，任杭州通判。

　　九年间，苏轼从杭州通判开始，又在密州、徐州两地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本以为基层任职，会让苏轼懂得闭嘴的重要，谁知他老毛病一点儿没变。上任后，苏轼例行公事要给神宗皇帝，写一封感谢栽培的官样文章。苏轼却把这样一篇旨在拍马的《湖州谢上表》，写成了讨伐改革的檄文，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嘴是痛快了，麻烦也接踵而至。这些牢骚话，被人提高到吓人的高度，定性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换句话说，苏轼写在纸上的这些说辞，等于谩骂朝政，有二心于皇帝的铁证。这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你还真不能埋怨对方无耻！问题是，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其中任何一项罪名成立，都万劫不复。

　　况且，有司在苏轼诗作中，找到大量讥讽变法，攻击朝廷的罪证。到任湖州三个月的苏轼，因诗文讽喻朝廷罪证成立，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最终，苏轼为嘴欠付出的代价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贬官，“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就因为嘴碎，从不胜寒的高处，一下子跌落凡尘的苏轼，终于体会到“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的寂寞和悲凉。而且，在黄州“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劳动监督改造，这一呆就是四年！

　　直到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为相，苏轼才满血回归。而且，官职像开了挂一样，知登州四个月，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旋即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嘴上图一时痛快，经历过“牢狱之灾”的苏轼，此次回到朝廷，应该再也不会因嘴获罪了吧？《宋史纪事本末》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察。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显然，苏轼的老毛病又犯了，质问司马光，“昔韩魏公刺陝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启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

　　要求尽言的苏轼，这一年已经四十九岁。到了这个岁数，依然没搞懂，当年猛批“拗相公”王安石的司马光，如今也变成油盐不进的“司马牛”！不允许质疑的，是他们坐的那个位置。改革派当权，因质疑王安石变法，遭贬黄州、汝州；守旧派掌权，因质疑司马光尽废新法，再贬惠州、儋州！

　　如今，人们大都知道苏轼是一个“吃货”，却很少关注苏轼因“嘴”惹祸的过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苏轼每次被朝廷强行关闭嘴上“说”的功能之后，嘴的另一项功能“吃”便大行其道。站在苏轼的角度想，苏轼的嘴带给苏轼的人生，该哭还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