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前谈话在现代组织程序中是很庄重的、正式的、具有仪式感的一种形式。而在古时，即将去往州县、治理一方的地方官员在接受任命的时候，又会受到怎样的叮嘱与期望呢？

　　回到公元227年的成都。蜀汉建兴五年春，丞相诸葛亮在出征汉中之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出师表》。这哪里只是奏章？这是一位即将远征的执政者，对年轻国君的一种嘱托，也是一种深情而厚重的“临别赠言”。亲贤臣，远小人，这是先汉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亲小人，远贤臣，这也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谆谆教诲，如父如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字字铿锵有力，是承诺也是誓言。此时此刻，诸葛亮的笔下流淌出的墨水之中承载着的是一个王朝的命运、一个士人的全部责任。职责为重，江山为托。

　　再往回看，西汉时期的“策问”也已经有了初步的形式。汉武帝建元元年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在未央宫接见了儒生董仲舒。那一次长达数天的交谈被称作“天人三策”。皇帝问的是治国之道，书生答的是天下至理。当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时候，中国的思想转型便由此定调。策问问的是才学，定的是国策。君臣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其实就是最高层次的任前考察——你的想法会决定帝国的方向。

　　到了唐朝，任前训示也有了更规范的仪式。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制》中记载说，皇帝经常在宣政殿召见新任的官员，亲自训诫他们。那份庄重，透过文字依然可感：“尔其竭乃心，慎乃职，无忝我褒升之命。”而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文书中，有一份《县令赴任诫谕》，要求新官“抚字黎民，劝课农桑，决断狱讼，务在公平”，末尾特别强调“如或徇私，必加严宪”。薄薄的一纸文书，承载着一县百姓的希望。想象一下，即将上任的县令接到这份诫谕的时候，手会不会微微颤抖？心中涌起的是“为民父母”的沉重？

　　宋代又对此进一步制度化。官员上任时必须带着“诰命”或者“敕牒”，上面除了写明职务外，还会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包拯任开封府尹的时候，宋仁宗特意加上了“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并且亲自对他说：“京城是国家的重地，诉讼案件很多，你要用公正无私的态度去处理。”短小精悍的谈话，成就了千古传颂的“包青天”。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被贬到黄州，在敕命中出现了“黜居思咎”四个字，表面看来冷冰冰的官话中其实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这是一场缺席的“任前谈话”，谈的是过错，期许的是反省。

　　明太祖朱元璋，这位出身草根的皇帝，对于官吏要求极为严格。亲撰《到任须知》，列出了地方官三十一项职责，细至如何管理粮仓、怎样审理案件。每一名新上任的地方官都要牢记这些条款。据记载，在永乐年间曾有规定“凡除授官员，皆于午门外聆听圣谕”。我曾经在古籍里看到过一份明代县令赴任时写下的甘结书，上面有自己亲笔签名以及族中长辈共同担保，并发誓“若贪赃枉法，则甘愿连坐”。将家族的荣誉与任职责任绑定在一起，使做官者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整个家族的命运。那张薄纸上的一字一句都是千斤重担。

　　清朝皇帝很擅长用“朱批”来书面交流。雍正皇帝在一个知府的奏折上批示说：“如果你廉洁奉公，我自会给你优待；如果贪赃枉法、败坏操守，国法就会对你严惩不贷。”短短一句话，恩威并重，直抵人心。在故宫保存的清代官员引见履历片上，常有皇帝朱笔批注的“明白人”“似可”“再观”等字样。看似随意的短评，往往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命运。每次引见都是一个小规模但是很重要的“任前考察”。

　　散落在史书里的这些片段，可以拼接成一幅跨越千年的画卷。古代的“任前谈话”形式多样，有君臣促膝长谈，也有文书上郑重训诫，也有殿堂内庄严宣告，还有朱批里寥寥数语。但是其核心一直不变：权力授予之时，责任也要明确、道德要告诫、使命要交付。

　　唐人吴兢在《贞观政要》里记载，唐太宗对去上任的官员说过：“治国之道，首重百姓。”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不也是每一个为官者应该有的“任前誓词”吗？这些谈话、誓言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沉淀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做官不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种修行；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地位的体现，也意味着一份沉重的责任。

　　《尚书》中有一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今对话形式虽有变化，载体亦不同，但是对为官者初心、操守的要求以及对“民本”思想的坚守一直未曾改变。每场真诚的任前谈话，都是一次对千年传统的接续，都是在权力与责任的天平上，郑重地放置那颗名为“民心”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