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奏章极负盛名，其中《三习一弊疏》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是时任左都御史的孙嘉淦给乾隆皇帝的上疏。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汉族，山西兴县人。幼年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雍正皇帝继位后，孙嘉淦因敢于直言进谏而得到赏识，历任国子监司业、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乾隆皇帝继位后，孙嘉淦继续得到重用，历任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宗人府府丞、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孙嘉淦宦海生涯四十余年，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后人称之为“山西清代名臣第一人”。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皇帝去世，继位的皇子弘历改次年为乾隆元年，自此清朝的历史进入乾隆时代。十一月，刚刚履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孙嘉淦上疏给年轻的乾隆皇帝，劝诫新君“圣心自懔”“防患未萌”。后世将他的这份奏议称为《三习一弊疏》。所谓“三习”，具体是指“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孙嘉淦在疏中指出，由于君主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很容易养成这三种不良的习惯，“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要想“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劝诫皇帝“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经常反躬自省，由此才能让“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进而改变整个官僚队伍的风气，让国家繁荣昌盛。

　　乾隆皇帝收到孙嘉淦的奏疏后，不仅欣然接纳，还诏令公开宣示，在社会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乾隆皇帝更加器重孙嘉淦，很快擢升其为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

　　乾隆以后，历代清帝继位，都要学习孙嘉淦的这份奏疏，嘉庆、咸丰等皇帝甚至视之为每日必读之座右铭，它成为清朝后来不断矫正朝廷积弊的准则。嘉庆元年，嘉庆皇帝刚刚继位，臣僚即抄录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进呈。嘉庆十八年，嘉庆皇帝在京城发生林清之乱后下发罪已诏，并把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收录到《御制养心殿记》之末尾，“用其说以考诸臣之政，因以识诸臣之心，则贤才不患其不思奋，庶绩不患其不咸熙”。道光皇帝继位不久，臣僚抄录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进呈。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继位后，左副都御史文瑞仿效孙嘉淦故事，奏陈四事，并恭录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呈给皇帝。咸丰帝称“其论为君之道，洵属切直精深，堪为听言临政之助”，“虚怀纳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新继位的同治皇帝效仿乃父，又把孙嘉淦这份奏疏拿出来认真阅读，称赞“其言剀切，深中事情”，令国史馆进呈孙嘉淦传记内的《三习一弊疏》，以备御览。

　　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切中了历朝历代兴衰的要害，成为清朝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大亮点，受到后期诸多经世名臣、有为大僚的推崇。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陶澍曾言：“合三习一弊疏观之，（孙嘉淦）真我朝第一流人物也。”后来“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魏源等人编辑《皇清经世文编》时也将其收入其中。晚清名臣曾国藩为教导其弟曾国荃撰写奏折，精选汉唐至明清17篇名臣奏疏并评点后编纂成书《鸣原堂论文》，也收录此奏疏。曾国藩还让他的几位兄弟把它抄录下来用作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