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稽山阴之兰亭，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四十一位文人雅士列坐于曲水之畔，酒杯随溪流蜿蜒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便即兴赋诗。

　　然而这诗酒风流之间，有一个人的心情或许比旁人都要复杂。他叫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人，彼时正担任会稽内史。名门之后，右军将军，书法早已冠绝天下——按世俗的眼光，他什么都有了。可就在那一日，当众人推举他为此次雅集作序时，他趁着酒意提笔，写下的却是另一番心境。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开篇便是一声叹息。人与人之间的交游，俯仰之间便是一生。有人于室内畅谈怀抱，有人寄情山水放纵无羁，无论你选择怎样的人生，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那些曾经让你欢欣鼓舞的事情，转眼就成了过眼云烟。而更令人惆怅的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寿命长短，全凭造化，终究都有终结的一天。

　　这不是一个志得意满的官僚能写出的文字。这是一个已经看见生命本质的人，发出的叹息。

　　其实，王羲之早就可以放下。

　　他出身琅琊王氏，那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顶级门阀世家。他自幼聪慧，其书法转益多师，张芝的草、钟繇的楷，在他手中融为一炉，自成一家，早已“兼撮众法，备成当时”。朝廷屡次征召，他多次推辞，最后不得已才出任。可即便如此，官场对于王羲之而言，始终是一件不合身的衣裳。他与上司王述不和，耻为其下，便在兰亭雅集之后的第二年，于父母墓前立誓辞官，从此再不涉足仕途。有人说他任性，有人说他清高。他给自己的理由只有一句：“吾素自无廊庙志。”我本就没有在朝堂上的志向。

　　这句淡淡的话，有多少人说得出口，又有多少人做得到？名门之后，锦衣玉食，旁人求之不得的官位，他说放就放了。“常愿放怀山水之间”。他向往的，是山阴道上那一路的茂林修竹，是暮春时节惠风和畅的惬意，是与三五好友饮酒赋诗的真性情。

　　王羲之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植桑种果，含饴弄孙，有甘甜的水果便分而食之。他笔下那些曾经凌厉的锋芒，在山水田园间渐渐柔和下来。

　　可他并非就此荒疏。他留下的《快雪时晴帖》，不过短短二十八字，墨色浓淡，笔意流转，仿佛雪后初晴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而《丧乱帖》中，当听闻祖坟被毁，那一笔的颤抖与愤懑，又令人不忍卒读。他的放下，不是放下书法——恰恰相反，他放下了官场的应酬，放下了名利的纠缠，反而离书法更近了。他不再为谁而写，甚至不再为了写好而写。他只是写。

　　于是便有了他留给子孙的那句心得：“书贵在得意，不在形似。”书法珍贵之处，在于心意的流动，不在于笔墨的雕琢。这才是真正的放下——放下执念，放下炫技，放下“我要写出一幅好字”的念头。当手中的笔不再为外物所役，笔下的字才能承载真正的自己。

　　王羲之的放下，融合了儒道两家最精粹的思想。儒家的“寡欲以养德”，道家的“虚其心，实其腹”，在王羲之身上完美统一了——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外则洒落，内则清明如水。

　　千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从欧阳询、颜真卿，到苏轼、赵孟頫，无不在王羲之的面前俯首。可他们拜的，究竟是那“天下第一行书”的名头，还是那个敢于在人生最鼎盛时转身离去的背影？

　　王羲之晚年隐居会稽，种竹养鹤，与山水为伴。他说：“逸少之志，在于养性，不在于名矣。”他被称为书圣，可他从不自封。他只是一个在书写中安顿自己的行人，一个在放下之后，终于拥有整片天空的逸者。

　　《兰亭集序》里还有一句话，或许是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启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后人看待我们今天的选择，就如同我们看待古人一样。而千年以降，当我们再次面对那幅涂涂抹抹、甚至有错字修改痕迹的《兰亭集序》手稿时，我们终于懂了——真正不朽的，从来不是完美无瑕的技法，而是一个敢于放下的灵魂，在一笔一画之间，与天地、与自我，达成了最深沉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