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和苏轼，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都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与苏轼在官场中针锋相对。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到底是不共戴天还是“文人相亲”呢？

　　当时，王安石是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看到王安石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腐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对王安石激进改革作风不能苟同，于是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谋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废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宋神宗打算任用苏轼为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轼去做开封府管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写道：“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宋神宗谏言：“苏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宋神宗说：“如苏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臣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柩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苏轼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苏轼与王安石一先一后离开朝廷，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宋神宗上奏，说苏轼“谤讪朝廷”。宋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不久，苏轼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敢为苏轼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到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信呈给宋神宗。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宋神宗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亦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经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饮酒和诗，通宵达旦。此后，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云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楷模。